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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国维与近现代知识分子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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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贽于狱中自刎后325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昆明湖。
王国维的死因自其自沉之日以至于今天，一直是研究者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
在此我只能沿着本文思路，从思想文化维度对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自1840年西方列强终于以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寻找救国之术的漫长历程。
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民主革命派这一历程呈现为不断否定、不断深入的过程。
无论是“中体西用”
，还是政治改良、抑或民主共和，直到稍后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自新，不论这些主张在思想背景政治立场上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回答在外来军事、经济、文化、政治诸因素冲击之下如何使中华民族得以自存的问题。
对此，庶几可理解为传统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梦寐以求的推翻帝制的目的实现了，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救亡图存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中国依然存在着内在与外在的严重威胁。
于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便越过政治层面去到文化精神领域思考振兴中国的途径了。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爆发，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之争”
，稍后兴起的新儒学运动，都是在文化层面寻求救国方略的尝试，它们同样是传统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弘扬。
从总体上看，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始终是以救亡图存的动机作为内驱力的。
那些跨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连为一体，从而在救世热情的驱动之下将自我融汇于时代潮流之中。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知识分子将自救与救世统一起来，这样个人的成败得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就被大大消解了。
因此，通观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而献身者大有人在，为个人思想困惑与精神上的绝望而自杀者却几不可闻。
只有在五四运动前夕自沉于北京积水潭的梁巨川与北伐时期自沉于北京昆明湖的王国维可算是特例。
王国维的文化人格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带有鲜明的独特性。
他既是一位传统意义的士人，又是士人人格的终结者。
他自幼受过旧式正规教育，虽生性不喜儒家经典，但毕竟也像大多数士人一样走过科举之路。
在为人处世上他是位谦恭温和的彬彬君子，像传统士人一样有着极强的自律意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是一位传统意义的士人。
但他又毕竟曾沉浸于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典籍中，这种异质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他的文化人格，从而使他成为传统士人人格的终结者。
就王国维而言，传统文化精神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精神的碰撞所导致的结果是悲剧性的，西方文化精神不是促进或加强了他文化人格的完满自足，相反倒是消解了这种文化人格中原有的超脱、和乐的自足性，使之陷于一种无所归依的巨大困惑之中。
正是由于这种巨大困惑破坏了他的人格自足，才使他失去了抵御种种外在刺激的心灵承受能力，才会因怕受到精神的伤害（义无再辱）而了结一生。
传统士人的自救意识以及种种心灵自救之术（坐忘、心斋、存养、待敬、自省等）都是用以抵御外在刺激的心理调节方式，是他们在长期的君权压迫与社会动**中形成的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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