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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云：“呜呼！
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
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
（《五代史·一行传序》）这是对士林风尚的批判。
《宋史·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
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这是讲宋代士人对晚唐五代文风的矫正。
石介云：“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唱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吾圣人之经。”
（《徂徕文集·答欧阳永叔书》）这是对五代宋初以来士人重文辞而轻学术之风气的反拨。
可以说，晚唐五代士人主体精神的失落与文风的靡弱，恰恰构成宋代士人积极进取、弘扬文化制衡精神的契机。
其四，韩愈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及其“道统”
论。
在唐代文化精神中，直接给宋代士人造成重大积极影响的是韩愈的思想和文章。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实践者，是唐代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有感于唐代士人一方面追逐于名利之途，另一方面热心于华词丽句的诗文，奋起而矫时风。
这反映着唐代后期社会衰颓趋势对士人阶层所造成的严重刺激，反映着士人阶层主体精神和社会使命感的复现。
但韩愈倡导的文化精神却如昙花一现，到了晚唐五代之时，士人阶层的进取精神又迅速萎缩下去，骈偶之文的复盛不过是这种精神萎缩在文学上的表现罢了。
可以说，是宋代士人重新发现了韩愈，并且沿着韩愈开创的道路大大前进了。
他的古文运动到了欧阳、曾、王、苏等人手中才真正得以完成；他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只是在周、张、二程手中才真正获得成功。
但是，韩愈毕竟为宋代士人树立了一面旗帜。
作为先在的思想资料的提供者，他对宋代士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总之，上述四个方面是对宋代士人心态构成重大影响的客观因素。
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刺激下，从真宗、仁宗二朝开始，一种以救世意识为核心的士人文化复兴运动便全面展开了。
尽管由于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们所秉受的文化资料不尽相同，看问题的方法和着眼点存有差异，故而在这一大方向一致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分化为不同文化倾向，但这些不同文化倾向都从各自的角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之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当然算不上是强盛的王朝，从疆域、军事、外交、事功等角度看，它甚至应列在软弱的朝代之中。
但是宋代的文化学术却是灿烂辉煌的。
在文学和哲学等重要领域，宋代奠定了其在后世千百年中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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