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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则大大增加了录取名额。
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11人，太祖不悦，遂召终场下第人参加殿试，最后赐127人及第。
后来所取人员逐年增加。
这种取士政策，一方面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滥员冗，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士人阶层热衷功名之心。
其二，内外社会危机。
宋代立国不久即陷入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之中。
西夏和契丹此时国势正盛，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
太宗、真宗两朝多次举兵靖边，总是败多胜少。
对于这种外在威胁的忧虑与恐惧，成为北宋士人阶层两次进行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这正是士大夫们的普遍忧虑。
北宋王朝面临的内部危机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官员冗滥。
太宗之时，土地兼并就已十分严重，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到了仁宗时更发展为“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宋史·食货志》）的程度。
如此贫富不均，自然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另外，官僚机构的空前庞大、官员的冗滥也是构成北宋内在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五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
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宋代不仅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而且俸禄极高，二者相加，自是需要巨大开支。
钱只能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这就必然促使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种现象对士人阶层触动很大，“庆历新政”
——北宋第一次政治改革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裁减冗员、改善吏治，提高各级官吏的工作效率。
其三，晚唐五代士风靡弱、无学术。
对于晚唐五代士林风尚及文化倾向的鄙视是宋代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固然，宋初不少文人士大夫承五代之弊，追求声偶浮艳文风，并一时成为文坛主潮，但通观宋代文化趋向，这非但不能算作主流，而且恰恰构成士人们抨击、反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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