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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宋明儒者对客观世界进行纯认知性考察的结果，而是士人阶层自救意识向形上范畴的呈现。
它与先秦儒家的“道”
一样，都是士人阶层社会乌托邦精神的理论化形态。
内在之“理”
即人之先验道德意识，即孟子所言之“四端”
。
程门高足谢良佐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方乍见时，其心怵惕，即所谓天理也。”
（《宋元学案·上蔡学案》）孟于的“存心养性”
“求放心”
，即指对这种先验道德意识的培育与扩充，其结果并非仅仅做一个道德完善的善人，而且要突破道德伦理层面，达到“与万物同体”
的超越人格境界，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精神享受。
宋儒沿着孟子思路而进，也将主要兴趣用之于对这种内在之“理”
先验道德意识的发掘、培育、扩充之上。
他们讲“诚”
，讲“敬”
，讲“格物”
，讲“穷理”
，讲“孔颜乐处”
，讲“圣人气象”
，都是要靠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而达于人格自足的心灵自由境界。
这自然是儒家士人自救意识的表现。
其入手处似乎是自我束缚，其结果却是自我解脱。
这与佛释之徒以苦修而求解脱的路子颇有相近之处。
宋明理学以心性之学为本，其主导倾向应该说是在心灵自救一面。
当然，由于社会乌托邦精神是士人心中难以消解的“情结”
，故而宋明儒者虽努力经营着心灵自救之术，但在理论上却总是要贴上救世的标签。
他们以为，上至君主，下至百姓，人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人人做君于圣贤，那么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于是他们的心灵自救之术便成了救世良药。
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权力的持有者，帝王们是无须自救的；作为对大道“日用而不知”
的平民百姓也不关心什么心灵的解脱、人格的自足。
心灵自救仅仅是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承担着文化的士人阶层所独有的心理需求。
他们想把自身的价值准则推行于社会，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这也正是“内圣”
难以开出“外王”
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一原因，在宋明儒者那里，起初还有内外之分、物我之别，后来渐渐都回归内心之中了。
陆王心学正是这一同归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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