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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巍巍然矗立于中国精神长河的源头，后世历代士人无不仰承其泽。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没有出现过在智力和知识上超过老庄孔孟的人物，但他们都无缘于像春秋战国那样伟大的变革时代，没有那种足以创造出文化巨人的社会条件。
因此，先秦诸子就成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格局的规定者，后世士人只是在这一格局中有所增补而已。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秦诸子所奉行的修饰——对个体人格境界的追求，便成为后世士人文化中最主要的价值目标，它涵盖了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文学艺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人人格境界的象征形式了。
荀子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
（《荀子·劝学》）《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自人心之感于物也。”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论衡·超奇》）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典论·论文》）刘勰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文心雕龙·定势》）这都是将人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人格价值视为文学本体的例证。
到了唐宋以后，文论家更提出人品决定文品的观点。
韩愈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答李翊书》）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示子遹》）这“工夫”
亦主要指修身而言。
徐祯卿说：“诗之词气，虽由政教，然支分条布，略有径庭。
良由人士品殊，艺随迁易。”
（《谈艺录》）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说诗晬语》卷上）叶燮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原诗》卷一）由此可知，由先秦到清代将文学的价值视为人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以贯之的观点。
文学价值是如此，文学创作实际也确实如此。
观历代第一流的诗人，无不在人格境界上超尘脱俗、卓尔不群。
例如，陶渊明的人品高于谢灵运，故陶渊明诗之境界为谢灵运所不能及。
而且，诗人的人格理想不同，他们的诗境也判然有别。
李白不如杜甫沉郁，杜甫不如李白飘逸，盖因二人人格境界之不同。
士人有几种人格理想，文学便有几种境界。
钱穆先生说：“故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之技巧与风格，而更要者，在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冶与心情感映。
作家不因于其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
又说：“欲成为一理想的文学家，则必具备有一种对人生真理之探求与实践之最高心情与最高修养。
亦不仅于此而已，欲成为一理想的大文学家，则必于其生活陶冶与人格修养上，有终始一致，前后一贯，珠联璧合，无懈可击，无疵可指之一境，然后乃始得成为一大家”
[1]，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真知灼见。
对于古代士人而言，文学是其人格境界的外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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