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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诗人所言乃圣人之志的意思。
这样荀子就明确地把“志”
界定为儒家思想和志向了。
汉儒所言“诗言志”
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其中即含有如一些论者所说的“情”
的因素，那也只能是符合儒家伦理精神的“情”
而不是指人的一般情感。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
中的“情”
字则是指人的一般情感而言，并不带任何伦理色彩。
“诗言志”
与“诗缘情”
乃是中国古代士人关于诗歌本体的两种基本认识。
二者在文化背景上虽有很大差异，但又有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把人的主体精神当作诗之本体，或者说都是把人的内在价值作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尽管二者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理解存有差异。
那么，中国古代士人为什么将人的内在价值作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呢？这与士人阶层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我们知道，先秦士人阶层就已有“处士”
与“仕士”
两大类型（见《荀子·非十二子》）。
从士人阶层的社会处境来说，他们本都有安顿自身与安排社会的双重愿望，但一旦成为“仕士”
，进入仕途，他们就只能成为统治者利益的维护者了，根本无法依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社会。
战国纵横家均为“仕士”
，因而在先秦士人中这批人最缺乏思想。
真正有思想的士人大都为“处士”
，他们都有各自的社会理想。
但正由于他们是“处士”
，所以缺乏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手段，于是他们都试图凭借精神的力量来影响社会。
儒家士人凭借伦理精神，墨家士人靠“爱的说教”
，道家士人靠形上价值（道）。
如何才能获得这种精神力量呢？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修身”
之途。
儒家以扩充道德意识（四端）来修身，墨家以勤俭节欲来修身，道家则靠“损之又损”
“清静无为”
的自我结构功夫来修身。
因此，对于先秦士人而言，修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唯是安顿个体心灵的方式，而且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
但以修身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理想纯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故而它的实际意义仅仅在于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充分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并为后世士人开出了一系列理想的人格境界。
对于改造适合政治经济状况来说，这也许不成其为意义，但对于塑造中国士人的精神人格，规定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格局来说，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一个最为深刻、最为巨大的变革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的士人阶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主流精神文化的伟大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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