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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屈君而伸天”
的主张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就是“教化”
与“讽谏”
并重的观点。
“教化”
乃是“大一统”
精神的表现；“讽谏”
则是规范君主思想的表现。
董仲舒论“乐”
的“教化”
功用时说：“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
[17]孔子、孟子言诗乐，均未及“教化”
之义，荀子虽已有此义，却并未给予特别强调，在汉儒这里则大张旗鼓地高扬“教化”
作用了。
这当然是“大一统”
思想使然。
要在政令、思想上一统天下，除了加强法度纲纪之外，莫过于伦理教化之必不可少了。
文艺自然被赋予“教化”
这一社会价值了。
董仲舒又论诗乐的“讽谏”
作用说：“以《诗》为天下法矣，何谓不法哉？其辞直而重，有再叹之，欲人省其意也。”
[18]又对《诗经》中那些“美”
“刺”
之作表示肯定。
这都是对文艺“讽谏”
作用的强调，这也是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基本主张。
在《毛诗序》中，对这种“教化”
与“讽谏”
并重的文学价值予以更集中、更充分的论述，扬雄、郑玄等大儒也都有所论及，可见这是汉儒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基本看法，也是后世儒家士人一直恪守的价值标准。
汉代的文学创作与士人的社会心理直接相关。
汉赋是汉代士人阶层创作的主要形式。
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等西汉赋家之作，一方面表现了对汉代大一统局面的赞美之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雄豪激昂之气，另一方面又尽量在作品中融入讽谏规劝的意义。
这与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士人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到了东汉，由于社会政治的日趋腐败，士人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不满情绪日增，辞赋之作也出现明显变化，由激昂而趋消沉，由美多刺少而变为以刺为主。
士人阶层是社会中最敏感的阶层，世风有变，立即会引起他们社会心理的变化，而这种心理变化又必然显现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创作。
不独汉代如此，实为历代共有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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