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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也以道释为主，然其“典雅”
“劲健”
“含蓄”
等品也是吸取了儒家观念的。
严羽评诗兼推李、杜，也可说明这一点。
总之，文学在汉唐以后，特别是重审美价值的文学，逐渐演化为士人心灵自救的有效方式。
士人们将先秦诸子，特别是儒、道两派思想中的社会理想、精神境界转化为文学中的艺术境界，这样，他们就不是在现实存在中获得了自救与救世需求的满足（这实际是不大可能的）而是在文学这种纯粹精神活动中获得了这种满足。
宋明理学家是士人的精神体现者，但他们何以那样轻视文学呢？对这个问题以往论者仅仅从政治、伦理层面上寻找原因，故而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借助于思孟学派的思想资料，又吸收道、释精神，力图在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中来实现自救目的。
这样，他们就用先秦士人的方式来有效地安顿了心灵，缓和了内心紧张与焦虑，所以无须另寻一种外在形式来完成自救了。
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文学对于士人的心理学意义。
倘若古代士人都是二程、张载、朱熹、王阳明那样道德完善、心灵自足的人物，也就没有那样灿烂辉煌的文学作品了。
士人需要文学正是他们心灵匮乏、心理失衡的表现。
士人人格冲突的激烈程度，与他们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演变历史，正是士人二重人格不同结构方式、人格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历史演变的过程。
而这一切又都植根于士人阶层所处的不同社会境遇之中。
[1]（宋）朱熹：《朱子语类》，29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3]陈鼓应：《关于老子研究的几个观点》，见《老庄新论》，2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汉）司马迁：《史记》，750～7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宋）程颢、（宋）程颐：《二程集》，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宋）朱熹：《朱子语类》，23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1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8]（宋）朱熹：《朱子四书语类》，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宋）朱熹：《朱子四书语类》，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汉）扬雄：《法言》，37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13]（汉）司马迁：《史记》，822～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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