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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延是这一家族成功转型的代表，纵观其一生，虽未袭祖爵，但是以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手腕、行政管理和文化艺术才能不仅巩固了祖先固有的地位，而且把家族的荣誉和权力推到更高的程度。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赵世延追述祖先业绩时当然愿意放大崇文的成分，以建构家族的文化系谱。
建构崇文的祖先系谱可以使他的出身不仅只是赳赳武夫，而是文治风雅渊源有自、积累深厚，这样与广泛交往的江南士大夫在心理上就有更多认同。
赵孟頫赠赵世延的《赵子敬御史志养堂》表达了江南士大夫对其家族由武而文的转型的认同：“能令将种为书种，可是斑衣胜绣衣”
[11]。
赵世延奉母之堂取名“志养”
，典出曾子养亲之道，孝道是儒家斯文理想的重点，取名“志养堂”
，寄托世延践行儒家孝道的理想。
前一句赞扬赵母教子之道，虽出于武勇门庭，而能养成读书种子；后句“斑衣”
用老莱七十斑衣娱亲的典故，赵孟頫借此赞扬赵世延能以武力功勋之“绣衣”
世家，而行斯文孝敬之儒家理法之道。
又陈垣先生指出：元贞元年，赵世延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丁内艰不赴。
当时丁忧之制尚未著为令甲，赵世延自愿践行儒家礼制。
[12]
赵世延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文化地位的人，家庙碑的撰写人程钜夫和书篆者赵孟頫也都是同时的文化巨擘，也是江南文化的代表人物，朝野目为文坛领袖。
这一文章书法双美合璧的碑刻之所以能够完成就是得力于赵世延在当时文坛的广泛交游和重要地位，家庙碑从经营到成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碑立于至元三年丁丑（1337），此前一年赵世延已经去世。
而碑文的撰写时间更早，碑文中称赵世延官衔为“中丞”
，赵世延在仁宗延祐二年（1315）、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文宗天历元年（1328）在朝中三次出任御史中丞；家庙碑中赵孟頫结衔为“集贤学士、资德大夫”
，延祐元年（1314）赵孟頫改迁此职衔，延祐三年（1316）已经迁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故家庙碑写于延祐二年或三年，此时赵世延在御史中丞任上而赵孟頫为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同在朝中为官。
程钜夫延祐初在朝为翰林学士承旨，是恢复科举讨论中的重要人物，建议科举经学主程朱传注、文章革唐宋宿弊，并起草贡举诏书。
[13]赵世延在此期间领国子学，积极推动书院建设和儒家教育，志趣相合，与诸人交往甚多，故请他们撰书家庙碑和神道碑。
二十多年以后家庙碑树立起来，此时三人均已不在人世，早在延祐三年程即因病南还退养，延祐五年（1318）即病逝，家庙碑为其晚年作品。
赵孟頫至治二年（1322）卒，赵世延卒于立碑前一年的至元二年（1336）。
赵世延请程钜夫撰文、赵孟頫书篆，源于与他们交往的密切。
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反对桑哥的斗争中，程钜夫为江南行台御史，赵世延为监察御史，都曾弹劾桑哥。
[14]赵孟頫也因反对桑哥被世祖“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
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
[15]。
三人在世祖时代反对桑哥的时候已为政治盟友。
而且延祐二年为元代科举首科之年，赵孟頫、赵世延、元明善同为此科读卷官，元明善为赵世延撰写《雍古公神道碑》大概也是这期间，因其中称赵世延为“参政”
，赵世延延祐元年已为“中书参知政事”
，延祐二年的官职仍为中书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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