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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远晚于刑法大规模立法的阶段，1997年《刑法》标志着刑法构建的基本完成，而罗干同志首次提及宽严相济则是在2004年12月22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并且该政策曾一度被理解为刑事司法政策，直至2010年2月8日才确立其基本刑事政策的地位，因此在指导刑法立法上的作用时域和空域均受到较大限制。
1997年《刑法》颁布后，从1999年12月25日公布《刑法修正案（一）》到2011年2月25日公布《刑法修正案（八）》，[41]共审议通过了八个刑法修订文件，这些文件的颁布过程跨越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提出到基本刑事政策最终确立的转变过程。
我们拟以这八个修订文件为断面，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立法的指导作用，即刑法立法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鉴于刑法修正案（一）至（四）颁布时，全国正在开展第三轮“严打”
运动，而修正案（五）和（六）颁布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刚刚提出，且官方文件将其认定为刑事司法政策，此时宽严相济对于刑法修正工作并无实质指导。
因此，我们将刑法修正案（一）至（六）界定为尚无宽严相济指导刑法立法的阶段。
而刑法修正案（七）颁布时，虽然此时官方并没有将宽严相济界定为基本刑事政策，但各机关已经开始认识到将宽严相济作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底气不足，酝酿将其提升为基本政策。
从实然层面讲，宽严相济已开始影响刑法修订工作，有论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立法的指导作用：“严”
的一面，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社会普遍反映刑罚力度较轻的犯罪的法定刑；“宽”
的一面，降低了绑架罪的法定刑，为逃税罪设置了出罪制度，在1997年刑法典的修改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宽缓的刑事政策。
[42]《刑法修正案（八）》是在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成的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该政策的精神。
因此，我们将刑法修正案（七）和（八）界定为已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阶段。
（一）尚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的刑法修正案
刑法修正案（一）至（六）中，除刑法修正案（六）内容较多之外，其他五个修正案都不超过十条。
之所以简短，是因为此阶段的刑法修订往往是为了应对社会中新生的犯罪行为或者就某一时期民众关注的犯罪行为，而从宏观层面对刑法结构优化和相关制度完善的考量极少。
具体言之，此阶段的刑法修正案具有如下特点。
1.秉承传统的立法思路，以犯罪化为主
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可以看出刑法立法大量犯罪化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应该说这种转变现在仍在进行，伴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我国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犯罪行为，面对突然严峻的犯罪形势，公共权力决策机构为了立竿见影的遏制犯罪猛增态势，选择用刑罚严厉打击以控制犯罪，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犯罪化；另一方面开展了三轮空前的“严打”
运动，这是我国传统的“刑法依赖”
和“乱世用重典”
思想的传承。
应该说，这种思路一直延续到1997年《刑法》之后，刑法修正案（一）至（六）都秉承了传统的立法思维，以大量的犯罪化为主，这一点与《刑法修正案（八）》显然不同。
（详见表1-2）
表1-2刑法修正新增罪名与比例
此外，刑法修正案（三）和（四）留下了明显的“严打”
政策轨迹。
从2001年4月开始，到2002年年底结束，我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第三次“严打”
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主要是三类犯罪：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犯罪。
[43]刑法修正案（三）和（四）正是在这段期间颁布的，“严打”
作为指导刑事司法的政策指针僭越到刑事立法领域，如《刑法修正案（三）》第3条，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中区分了组织、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并分别设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将对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犯罪人的法定刑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提高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
2.修正内容只涉及刑法分则，未触及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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