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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大家就会问“你在哪儿混”
。
这种情况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想请教您的是，就您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游民数量最庞大的时期是什么时候？给统治者造成最大麻烦的是什么时段？当时的统治精英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又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历史上游民的城市化进程？
王学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对于游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统计。
如果要从人口统计的绝对数字来说，肯定是清代末年游民最多，因为这时候面临着宗法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使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很难维持。
宗法制度是依托于小农经济的，所以宗法制度随小农制度的衰落而瓦解，导致了大批的宗法人的流动——包括上层的一些贵族家庭，一些年轻人也不愿意遵守宗法老旧的统治，他们也要流动起来了，像巴金的《家》《春》《秋》里面写的那些，他们游的方向一般都是上海、日本。
但底层的游民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小城镇，到这些小城镇出卖劳动力，也有的到大城市的，但是大城市的容量还是有限，像上海这些地方。
因为中国工商业化的大城市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容纳量有限。
游民数量激增带来许多问题，但是那时的处理方法很少。
当时中国不统一，统治阶级很少有一致的想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有些好的想法（如梁启超的想法）也难付诸实施。
想要搞革命的人，大多觉得游民是一种最好利用的力量（像阿Q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利用），想把这些人团聚起来，纳入革命的圈子，推翻旧的统治，这是一些革命者的想法。
梁启超的想法就是发展产业，使这些人有就业的机会，从无业变成有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社会的乱源之一的游民问题，中国也才能发展，这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思考。
应该说过去的条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过“游民改造”
（当时的游民定义主要指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和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娼妓、乞丐），并在计划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实施了社会改造，对社会基层组织重新编制。
简单来说就是农村是集体化，城市单位化。
把每个人都固定在一定位置上，形象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
这种组织形式短期内使得社会稳定、游民绝迹。
其问题是：第一、这种组织形式是依托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是妨碍了生产发展，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基本上摧毁了这种组织形式。
第二，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的是静态稳定，三十年后，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这种体制不变也得变。
改革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
的要求。
1978年以来的变化逐渐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农民从“集体”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包产到户。
从人的解放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的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
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城市改革的过程基本也如此，只是更困难一些。
在实现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企业垮台了；企业重组过程中，大量闲散人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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