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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
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
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政府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
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政府改“皇族内阁”
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政府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
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
，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
去讨论。
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
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
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
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
和蒙古。
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
“二十一条”
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
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
，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
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
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
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
，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
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
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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