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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
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
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根手指头。
全场哄然大笑。
蔡元培借这个故事恳切地对大家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门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
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
他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行事又可谓稳健和机智。
在男女同校的问题上，蔡元培的做法是，先让女生入校旁听，然后渐渐正式招收，并不向当时的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钉子，乃至于闹到硬碰硬的地步。
蔡元培心明眼亮地看到，教育部的规定里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当然，相关的规定都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等到反对者看到木已成舟，而且社会舆论越来越开明，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反对者也就不作声了。
时人曾这样形容：斗士般的陈独秀打的是南拳，虎虎生威、且刚且猛，而蔡元培更是一个智士，擅长的是太极推手，于柔而无声中四两而拨千斤。
新文化运动的船长
用梁漱溟的话说：
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
……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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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这段话，比较恰切地道出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首功，那就是，正是蔡元培给中国近代“五四”
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阵地。
当年的北大，有著名的三只“兔子”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
因为这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
。
后来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个向外发声的阵地，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和摧枯拉朽之功。
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
，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新文化运动，顾名思义，是革除中国的旧文化，倡行新文化。
革除旧文化，就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化，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
与“赛先生”
，即英文的Democrace）。
新文化运动总的旨趣可概括为：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那时的新知识分子们看来，有了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就不愁翻不了身、强大不起来，相反，缺少这两样东西，国家则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一提起“德先生”
与“赛先生”
这两个词就群情激奋、兴致高昂、不能自已。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
与“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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