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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顽强地活着，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极其低下。
在持续的低落情绪下，抑郁症重度患者往往伴随严重的躯体障碍：头疼、头晕、心悸、气短、乏力、失眠、胸闷、胃痛、腹胀、便秘、食欲性欲减退，等等。
“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自杀前六周一般都看过很多科，什么心内科、消化科、胸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看了个遍，10%到20%的患者查不出生理问题。
这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化表现。”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六院）医生唐登华说。
伴随着躯体症状，患者的精神状态逐渐走向低谷。
最常见的症状是情绪低落，兴趣减少，大脑活动障碍，自我评价降低，自责自罪，社交恐惧，无助绝望。
这样的状态下，部分病人选择以死解脱。
在安定医院门诊部，一位60多岁的女患者在女儿的陪同下前来就诊。
她有20年抑郁症史，每年至少发作两次，曾两次自杀未遂。
她经常随身携带安眠药和遗书。
“死亡对我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
她说。
对于中重度抑郁症患者，似乎只有自杀才能终止绵延的痛苦。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很多得不到专业治疗。
1990年，中国仅有5%的抑郁症患者得到治疗，而美国同期的数字为35%。
2003年，覆盖北京市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3.31%，终身患病率（调查时无症状，但曾经有过症状）为6.87%。
这意味着，以北京市1278万人口计，在2003年4月这一时点，全北京有近87.8万抑郁症患者，其中近42.3万处于有症状期。
庞大的患病率导致经济损失严重。
2007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测算出抑郁症各项成本：中国抑郁症一年总损失达513.7亿元，其中56.2亿元为医疗费用，此外都是“间接成本”
，包括患者因病失去工作或不得不调换工作带来的损失。
这项调查显示，抑郁症人均年医疗费用预估为2957元，18%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失去过工作；6%的受访者调换过工作；40%的受访者尚能保留工作，但减少了工作量。
受访者平均每月损失工资1169元，接近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1183元。
在全国范围内，抑郁症造成的全年工资损失达159.92亿元，调换工作成本为1.14亿元，减轻工作量损失为183.54亿元。
因为抑郁症自杀而导致的过早死亡，也带来经济上的损耗。
据测算，农村间接损失为43.03亿元，远超城市的8.11亿元。
火星与熊熊大火
轻度抑郁症可以不吃药，通过心理治疗甚至自我调整缓解；中度抑郁症患者可以用药，也可以不用；重度抑郁症患者必须用药。
美国抑郁症患者安德鲁·所罗门在所著的《忧郁》一书中写道：抑郁症患者像一根干燥的木柴，若生活中的火星掠过，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安德鲁将抑郁症的起因描述为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判断，符合医学界现阶段对抑郁原因的研究结果：抑郁症致病是综合因素，有遗传原因，有生化原因，也有心理和社会原因。
发病基因不是一个，而是上百个基因，它们相互作用导致了抑郁症。
现代解剖学用手术刀更彻底地描摹出抑郁症患病机理。
20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对抑郁症自杀者的大脑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浓度低于常人。
这三种神经递质好比邮差，在脑细胞间传递信息。
如果这三种神经递质减少，脑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受阻，抑郁症就会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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