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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爽：《“儿童本位论”
的实质》，载《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5期。
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
》，载《上海文学》，1960年第7期。
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载《文汇报》，1960年7月7日。
何思：《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
》，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贺宜：《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
、“主要写儿童论”
》，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
在解放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里方：《不能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评〈一只想飞的猫〉》，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此外，同年发表的还有郭钧的《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河北日报》6月5日），邹尚禄、任德耀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上海戏剧》第6期），胡一元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东海》第11期），袁静的《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文艺哨兵》第3期），严恭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班人》（《电影文学》6月号）等许多署名文章，也都涉及对所谓“童心论”
的批判。
陈伯吹在上海受到这“突如其来的”
“批判”
，一点也没有心理准备，“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即陈伯吹）这是一般的‘批评’”
，但从上海方面的情形看，“显然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读者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
就其批判的内容，“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
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
。
正如陈伯吹后来回忆的，“把我有关儿童文学特点的言论，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把有关儿童文学的特点，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指责我的文艺思想是与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血肉联系，也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
对陈伯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集《儿童文学简论》和童话作品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上，从理论到创作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全面否定。
批判者一致认为：“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质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体系；他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整套理论”
。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是一本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儿童文学‘理论’，而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
他除了在‘童心论’问题上和我们有着根本分歧外，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儿童文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如何对待儿童文学遗产、如何对待外国文学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都和我们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
所以，“它们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
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如果以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为例，“通过陈伯吹的童话创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实质”
。
“这种论调的实质在于：企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以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的、低级的儿童趣味，来代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这种论调，目的在于使儿童文学事业从党的文学事业中游离出去，从而取消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服务于资产阶级教育儿童的目的。
这种论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后代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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