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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重视对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工作，热心为他人收集的童话作序以推荐。
对曹鸣奇收集的民间童话《狐外婆的故事》，周作人写了《关于〈狐外婆〉》，并指出：如果把这类“很有趣味”
的故事选录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可以成为一部很愉快的书”
。
在《〈两条腿〉序》中，他正确评价《两条腿》是一部“佳作”
，“讲得好”
，“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
。
于公正的批评中，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作者以鼓励。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对童话所作的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史，狭义地说，就是童话史”
。
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
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
正由于以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们及时研讨童话，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
，又努力发掘本民族传统的“民间童话”
，这两方面工作的结合，才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无疑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卓有成效的拓荒者，其功绩不可磨灭。
周作人还在儿童诗、儿童歌谣、儿童剧、儿童小说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做过许多切实的工作。
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
然而，遗憾的是，《史》中却没有给周作人一个应该有的与他的功绩相应的位置。
也许有人说，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
的儿童文学观的理论基础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同时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的影响。
试问，在封建的、缺乏人性的旧中国，在浮泛而非实在的旧社会里，人道主义和“儿童中心说”
作为反对这种封建的吃人的旧制度，把儿童从成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中解放出来的武器，又有多大的错处？不能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是反动和虚伪的。
且不说资本主义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价值与作用也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它是一种**裸的欺骗，只能起着麻痹人民的反动作用。
而“儿童中心说”
更是20世纪社会文明的最主要的标志，这自不待说，即是实用主义也绝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迎合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
，“借以欺骗人民大众，麻痹他们的斗志”
，“传播改良主义的一种思想武器”
，“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已”
。
因此，对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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