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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人，是他首次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
的新儿童观。
早在20世纪初，周作人就对儿童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据他自己回忆这最初的兴趣“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
。
周作人当初深受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人类学派著作的影响，不仅“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
，“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
。
进而搜读了文化人类学祖师泰勒的《人类学》（1881，中译本曾为《进化论》）及弗雷泽博士的《金枝》等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明白了“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
，儿童即是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程序。
这是周作人从人类学得来的结论。
然而，周作人“对于人类学的兴味，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
，他更想由此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于是沿着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申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
。
他用心地搜读了中国旧书中关于自然名物的这一部分，如《毛诗草木疏》《毛诗品物图考》《本草纲目》《野菜谱》《花镜》与《百廿虫吟》等，在了解“生物学知识”
的同时，也思索着“化中人位”
。
更给他以强烈影响的是英国古典博物学专著怀德的《色耳彭的自然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初版]与近代像法布尔《昆虫记》那样给人以“新的知识”
的书。
他从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世上没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生活现象的生物学才可供人们参考着以“定人类行为的标准”
。
这与他从人类得来的结论相结合，养成了他最初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心理与以顺应儿童自然生长法则为核心的新儿童观的萌生，这也为他后来能比较顺利地接受西方儿童学的影响在情感与思想上作了不可少的准备。
周作人对西方儿童学知识的获得更多的还是得力于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1906—1911）通过日本这座“文化桥”
而实现的。
虽然这一具体实现的过程因周作人此间日记的失佚以及对这方面的研究仍至今乏力还难以复原其全貌，但在1944年所作《我的杂学》中，周作人已作了一个比较清晰概要的描述，他说：
我在东京的时候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达，斯丹莱贺耳博士在西洋为新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虽已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常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的两面的生活。
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
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
可见，在五四时期被广泛作为儿童解放武器的“儿童本位”
思想，在留学东京时的周作人那里就已经萌生并且从欧洲儿童学那里接受了过来，这样，他能在1914年提出“以儿童为本位”
的教育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1914年7月，在绍兴县教育会任会长的周作人，受其兄鲁迅在北京筹办全国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启示，也亲自主持了绍兴县小学校成绩展览会。
在他亲自拟定的《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里写道：“儿童教育，本依其自动之性，加以激励，引之入胜，而其造诣所及，要仍以兴趣之浅深为导制”
；“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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