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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一问我倒提高了警惕：“再过几天，恐怕把我们也变成鬼了。
今天晚上就走，到上海去找中央。”
文强与周敦婉不辞而别，于1931年年底到了上海。
文强回忆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声音没了，也没人答应。
我和周敦婉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了我们的声音，可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
字。
我就猜出了，是让我们到苏联去？周敦婉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哩，让我们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婉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慢慢再找吧。”
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太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就算找到了，要是他们也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不是自投罗网了么？
我们两个在周恩来门外抱头痛哭。
文强与周敦婉在上海被中央拒之门外，生活无着，最后，文强只好携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
三年后，经廖宗泽向曾扩情介绍，文强投向了国民党。
文强的离川，使廖宗泽十分痛心，也十分寒心，他眼见立三路线之后又是更左的王明路线，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哪儿还能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终于对革命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动脱党了。
当时那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背叛共产党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廖宗泽这种类型。
他们不是因敌人的强大而动摇，不是因斗争的艰苦而退缩，也不是在敌人的刑场上因贪生怕死而变节，而是因自己队伍中屡犯不改的严重错误而灰心丧气。
对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包含着革命队伍自身也会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这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革命信仰的幻灭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他们不是被敌人打垮的，而是被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同志，被自己打垮了！
这当然不是为这样的人开脱错误乃至罪行，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也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一段浸透着太多血泪的历史。
正在这时候，上海发生了“1·28”
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蒋介石向黄埔同学发出了归队为国效力的号召。
这正好给了廖宗泽这类因各种复杂原因从革命队伍中叛离出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一个改换门庭，投向昔日敌对阵营的台阶。
黄埔军校原有黄埔同学会，大革命失败后，成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摧残革命的机构。
1928年，由于国民党内非黄埔系军人的攻讦，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销了黄埔同学会，另设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以后又成立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人们也仍把这些单位称为黄埔同学会。
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做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
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归来。
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
蒋介石分批召见了他们，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
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状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廖宗泽，这个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年轻共产党人，就这样同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
与他同时投向国民党阵营的共产党人，还有曾在四川同他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黄埔同学、中共四川省委兵委干部陈远湘（3）。
不久，文强也通过廖宗泽的引荐，投入了国民党阵营。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廖宗泽担任兵工署警长稽查处处长，在徐远举离渝去昆明整肃期间，他又兼任西南特区代理区长，在这期间，他欠下了两笔血债，一是批准杀害江竹筠等革命志士，二是主持破坏重庆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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