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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后来都肩负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推进明治维新、建设现代强国的重任。
魏源所提出的主张,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由弱变强的起点,不幸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保守拒外的势力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
而毗邻的日本却正因传入《海国图志》,引发国民阅读热潮,有力推动了明治维新,获得了历史转折的契机。
当然,能不能抓住历史转折的契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同样一部书,其阅读状况的不同对于社会的改变所能产生的作用竟然如此不同,是不是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呢?
随着清朝晚期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
,开始阅读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翻译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被称为“西学东渐”
。
“西学东渐”
的阅读,将西方近代各种先进的思想学术成果带入中国,深刻影响到社会思想和各种学术的发展,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
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世界文库”
,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
,国民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把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就有许多西学书籍。
于是各式各样的图书馆也开办起来。
1902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发布诏告,要求各大学堂设立图书馆。
1905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图书馆。
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我国国民阅读一件划时代的事件。
只是,各省陆续建立公共图书馆,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国民阅读,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值得回顾,那就是1905年的“小说界革命”
。
1902年11月,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的论断,并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的口号,这就是“小说界革命”
的开始。
梁启超首先强调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和传播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还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同时,他还指出,小说具有“浅而易解”
“乐而多趣”
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
的“熏”
“浸”
“刺”
“提”
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亚瑟王传奇》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绘
在“小说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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