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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不幸的遭遇并没有让司马迁变得消沉，反而激发了他与命运抗争的斗志，并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样一部皇皇五十多万言的史学巨著。
在司马迁后来所写的千古名篇《报任安书》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就是他面对逆境时的内心写照：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周文王受到拘禁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困厄而写下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却有了《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逆境是淘汰弱者的试炼场，苦难是锻造强者的熔炉。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人、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成就，不是被这两者催生和造就的。
就像尼采说的那样：“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武帝刘彻对司马迁所做的，是他从中年以后对很多大臣都做过的。
事实一再证明，越到晚年，他就越发喜怒无常、赏罚无度，越来越多疑和暴虐。
李陵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武帝慢慢冷静了下来，才开始有所悔悟。
他终于意识到，李陵是在没有救援、深陷绝境的情况下才被迫投降的。
于是，武帝便公开表示说：“当初李陵出塞后，应该命路博德去接应才对。
我却提前下诏给路博德，才让这个老将生出了奸诈之心。”
也就是说，刘彻总算搞明白了，是因为路博德不想给李陵打辅助，才有了后来李陵孤军深入的事——而不是他当初猜忌的那样。
皇帝自己能悔悟，当然是好事。
只不过，真正的悔悟，是要吸取教训，不再任意猜忌，以免重蹈覆辙。
就此而言，武帝其实并没有做到。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正是由于武帝在李陵的事情上再度误判并滥杀无辜，才最终导致李陵从被迫投降变成了主动叛国。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春，也就是李陵败降的两年后，武帝刘彻决定大举征讨匈奴——一是为了洗刷李陵兵团全军覆没和李陵败降的耻辱，二是设法接应李陵回国。
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武帝再度向天下郡国征发“七科”
之人，并大力招募自愿从军的勇士。
很快，兵力集结完毕，武帝命李广利挂帅，大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从朔方出塞，同时命路博德率一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合。
第二路，由韩说率步兵三万，从五原出塞。
第三路，由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塞。
三路大军，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余万。
公孙敖这一路，除了协同作战外，主要任务就是找机会接应李陵。
匈奴得到汉军大举北征的情报，立刻将其百姓和辎重转移到了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以北。
随后，且鞮侯单于亲率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岸列阵，迎战李广利主力。
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大兵团的对决。
这是自元狩四年漠北决战以来，汉、匈之间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主力会战。
当初卫青、霍去病率领帝国将士横扫漠北、痛击匈奴的情景犹在目前，可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此时的大汉军队，不论是从士兵的战斗力，还是从主帅的综合素质来看，早就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了。
而匈奴经过这么多年的休养生息，新生的一代人已完全成长起来，其战斗力比起父辈并不逊色。
此消彼长之下，汉军自然不可能再现当年的卫、霍雄风。
两军在余吾水南岸一连鏖战了十余日。
汉军虽然占据了兵力上的优势，但整体的兵员素质和李广利的指挥才能都不尽如人意，所以丝毫占不到上风。
作为长途奔袭、客场作战的汉军，最好的结果就是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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