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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权利与义务是完全对应的，彼此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君、父所承担的义务，正是臣、子所享有的权利；同样，臣、子所承担的义务，也正是君、父所享有的权利。
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就相当于破坏了契约；臣当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民贵君轻”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等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等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
然而到了董仲舒这里，权责对应、道高于君的观念却被尊卑等级、君权至上的观念取代了。
他认为，君主就像是人的心脏，而臣民就像是身体：“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
由这种尊卑主从关系出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春秋繁露》）心想要的，身体就必须满足它；君主想要的，臣民就必须顺从他。
同时，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中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
为子者就要向父尽孝，为臣者就要向君尽忠，这种“以下事上”
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样自然，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强调义务的单向性并将之绝对化，显然已经背离了孔孟之道，而跟韩非的法家思想合流了。
韩非的最核心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手段（法、术、势）强化君权，实现君主利益的最大化。
而在强化君主威权上，董仲舒也继承了韩非的思想。
他认为，“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
，而“威不可分”
，因为“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
，即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垄断性。
所以，君主治国，一定要“立尊卑之制，等贵贱之差”
（《春秋繁露》）。
正因为汉武帝刘彻“独尊”
的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过的“儒法合流”
的儒学，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延及两汉，乃至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
，实际操作时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霸道”
和权谋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儒表法里”
。
用日后汉宣帝刘询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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