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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藤原时代（公元900年至1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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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时代开始于公元898年，那一年，藤原氏势力随醍醐天皇即位而达到顶峰，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
日本艺术和文化也随之开启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或许可以用“国民化”
一词来总结其特征，与之前历代的亚洲大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截然不同。
长久以来，中国思想和印度智慧中最优秀的部分一直源源输入日本，而今，这些被吸收的文化经过沉淀和酝酿终于在日本开花结果，促使这个民族在生活和思想方面呈现出其特有形式的发展。
在平安时代，日本国民思想已完成了对印度理想的理解和吸纳。
而今，根据大脑的思维习惯，开始将其独立分离出来，并将这一理想的实现作为自身的目标。
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与印度人更为接近，不会拖泥带水，比中国人更有优势，而中国人受强烈的直觉判断影响——正如儒家中庸思想所体现的那样，不会用尽全力将任何单一目标发展至失衡的极致。
中国在临近唐代末期时内乱丛生，导致中日两国外交受阻。
同时日本开始刻意重视发展自身实力，因此当时以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在日本被尊为天神，是守护文字和学问的学问之神）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决心不再派送遣唐使出使长安，并停止了对中国制度的借鉴模仿。
一个全新时代就此拉开大幕，日本复兴了纯粹的大和民族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创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内政与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性以日文撰写的重要书籍，这是新发展在文学方面的体现。
在此之前，相对于学者们传统的中国风格，日本本地语言一直被视为女性气息浓厚，仅适于女性使用。
由此女性文学的伟大时代曙光初现。
其间女作家人才辈出，如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笔锋辛辣的清少纳言（她比以辛辣妙笔写出宫廷丑闻小说《大帝》的法国女作家玛德琳?史居里早了七百年），对人生有着平和纯净体验的赤染，以及以自身经历展示了这个秀雅骄奢时代之爱恋忧伤的伟大的哀婉诗人小野小町等。
男性甚至模仿这些女性的文风，因为这是女性引领风潮的时代。
封闭在岛国之内、整日耽于遐思不问政事的宫廷贵族们将艺术和诗歌当作了自己的职责。
经世济民之责较为次要，都交给低等阶层去做，因为在当时过度讲究文雅的贵族风气之下，那些经世之责被认为较为低俗且不够纯净，对于钱财和武器这类事宜的处理只适合下层阶级去做。
甚至就连司直这种司法行政的公务也被委托给地位较低的下属。
地方长官们几乎毕生都留在都城京都，把所管辖地区的工作留给代理人和部下，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从未离开过京都而得意扬扬、大肆夸耀。
佛教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是一个主导元素，在净土宗女性神佛形象的吸引之下，藤原时代比日本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佛教。
之前几个时代里佛教教义中苛刻严格的男性化戒律（仅通过个人努力和自我修炼来获得救赎）遭到反弹，这股反叛潮流与曾在飞鸟时代或奈良时代之前十分盛行的佛教天台宗观念的再度兴盛不谋而合。
天台宗主张仅通过观想佛陀抽象绝对之境即可得到圆满。
于是，佛教理念放弃了苦苦追求通过戒绝实现入定这一令人筋疲力尽的绝望努力，重新回到对至尊的狂热敬爱之途。
修行者不再以自我修炼中男性特有的优势为豪，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念佛将自身融入无限慈悲的宽广大洋。
印度也是如此，商羯罗之后出现了罗摩奴阇[47]和柴坦尼亚[48]，“智”
[49]时代被“信爱”
[50]时代取而代之。
一股宗教情感席卷藤原时代的日本，善男信女们沉醉于狂热敬爱之中，为追随空也和一遍大师，他们离开城市乡村，所至之处舞姿翩翩、歌声不绝，一路唱诵着阿弥陀佛。
模仿天使手持莲台从天而降迎接离世灵魂的假面戏剧开始流行。
女士们从莲花的根茎抽取纤维，编织出或者绣出大慈大悲的佛陀形象，有人甚至为此耗费一生。
这股新潮流尽管与中国唐朝初期的情形十分接近，但具备鲜明的日本特色，完全属于日本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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