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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儒学——中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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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于公元6世纪进入日本之前，亚洲大陆对日本原始艺术产生的第一波冲击浪潮来自中国的汉魏六朝时期。
汉代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化在公元前1122年到前221年的周朝时期发展至顶峰，其思想或许可以广义地被冠以“儒学”
之名——即由伟大先贤孔子所创立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体现并阐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
对于喜好定居生活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从事农耕的鞑靼人，正如鞑靼人就是游牧而居的中国人那样）而言，早在难以言说的久远时代，在肥沃富饶的黄河流域，他们就已立刻开始发展出一套与他们游牧兄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宏大的共有社会体制，将后者遗留在了蒙古草原之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在那最早期阶段，在草原诸国的城市之中，一些适合成为儒学发展萌芽的同质元素也已经存在。
从这一已迷失在史前黑夜的时刻开始，直至今日，黄河儿女的作用一直如此从未改变：他们在自身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定期从鞑靼游牧部落那里接收新鲜力量，并将之同化吸收、融入自己的农耕体系之中。
这个将游牧者的利剑打造为耕地之犁的过程，削弱了新国民的抵抗力，使之又“躲在墙后”
忍受起他曾经从外部带来的命运。
因此，中国历史上一长串的朝代更迭一直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一些新部族兴起成为帝王，之后再在旧环境重复出现时被取而代之。
不过，在定居平原之后的很多时代里，中国鞑靼人依然在统治上保留着游牧时期的相关概念：早期中国划分的九大区域被称为九州，而各州的统治者就被称为州“牧”
，即游牧之牧。
他们信仰一个以“天”
为象征的族长统治式的天神，“天”
以他的仁慈，将命运天数洒降人间，很可能是如此，因为中文的“命运”
之“命”
亦有“命令”
之意；这一宿命论的根本思想经由鞑靼人的传播，被阿拉伯人所借鉴，成就了伊斯兰教。
他们仍保留着对冥冥之中各方神灵的敬畏。
对于女性的观念体系，在后来发展成为东方女子足不出户的闺房式生活。
他们还保留了他们在草原高深茂密的草丛间游走时期所积累起来的、掺杂着图兰人二元神话的星相知识。
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宏大理念，这是一个不可剥夺的遗产，属于所有在阿穆尔河[8]与多瑙河之间游走的游牧国家。
在中国，先有牧民、后有农民的这一事实在神话中亦有体现：教民渔猎畜牧的伏羲氏是华夏最早的帝王，而后才是传授农耕的神农氏。
不过，界定一个农业社会的那些必要元素是在无数漫长宁静的岁月里缓慢自我发展起来的，彼时，这些元素尚未形成那个以土地和劳动为根基的伟大的伦理宗教体系。
时至今日，这一体系仍是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之一。
这个自祖先传承下来的体系，在其社会体制中被自我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其后代，尽管经历了各种政治纷乱，但至今仍将它传播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便是明证。
阐释并代表这一融合了集体劳动、值得每一位当代社会学者加以研究的伟大体系的使命，便落到了孔子身上。
孔子活动于周朝末期（前551—前479），他毕生致力于践行一套伦理宗教，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设立神圣规范。
他主张天人合一，人性即天性，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他的终极追求。
让印度人的灵魂在属于他们的无尽天空里翱翔融合吧，把探究地球事物之谜的任务留给信奉经验主义的欧洲人，而半空中承载着尘世梦想的天堂是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飘**的空间——抛开所有这些不必去理会，儒学必须以其广博睿智的普遍原理论述和对普通民众的无限热爱来时刻吸引着伟人们的心。
《易》[9]是中国人的《吠陀经》，其本意是变易、变化之书，书中充满（实际上是针对游牧生活的）暗示；尽管孔子借《易》来处理不可理解之事，但此书对于持不可知论的他而言，却几乎是禁忌之地，他曾说：“未知生，焉知死？”
根据中国的伦理道德，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在等级森严的服从机制之上，庶民与帝王同等重要——帝王这位家长式的专制君主，因其美德而成为这个拥有相互义务的伟大公有制群体的君主，为万民推举，受万民认可。
生命的最高准则是个人对社会的自我牺牲，而艺术因服务于社会道德行为而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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