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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特地聘请了英国商业学士帮助想从事商业的年轻人，使新式营业方式、新式簿记法等传播于世，大大提高了商人社会地位，这成为后来商业飞跃发展的原因之一。
明治十四年（1881）9月涩泽提出设置中央银行，参照白耳义中央银行制度与日本国情，制定并公布了日本银行条例，明治十六年（1883）5月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各国立银行从获得开业许可之日起二十年内继续营业，期满后丧失发行纸币的特权，变为私立银行。
在这段时间中，涩泽与第三国立银行的安田善次郎、三井银行的三野村利助一起，办理了设立中央银行的手续；还按照东京银行集会所的意见，圆满地解决了各国立银行的纸币销毁问题。
商业中的支票交易和往来是商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日本的支票交易也是在涩泽一手扶植下产生和普及的。
明治十四年（1881）7月，涩泽将东京银行集会所全体会员集体署名的申请书呈给大藏省，要求得到汇兑支票及契约支票的发行流通的许可。
明治十五年（1882）12月，政府同意了这个方案，发布了汇兑支票和契约支票的条例。
涩泽帮助主要的企业家学会支票的使用和交易的方法，还请大藏省工作人员田尻稻次郎进行支票知识的讲座等，十分细致而周到。
明治二十年（1887）12月，涩泽同联盟的十五大银行协商，创立了东京支票交易所；明治二十四年（1891）3月进一步修改、完善了不足之处，支票交易所在组织、交换方法诸方面已经充分成熟。
明治二十九年（1896）支票交易所由银行集会所迁往日本银行内，其业务更加活跃。
支票在今天来看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事物，可如果没有涩泽这样以国家、民众的利益为己任的先觉者就不会有这种简便而重要的商业形式出现。
饮水不忘掘井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涩泽的功劳。
涩泽的功劳中还有一件不能忘记，这就是他帮助平野富二，推荐梅浦精一，自己也参加领导班子，与众人共同创立了石川岛造船所，推进了造船业的发展。
他还间接地致力于横滨船渠会社和函馆船会社的建设。
明治三十三年（1900），涩泽被列入华族，授予男爵称号，到了大正九年（1920）升为子爵。
明治三十五年（1902）5月15日，涩泽与夫人一行登上了视察欧美的旅程，在美国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英国的伦敦商业会议所受到了殊遇，经过法国、意大利等国，于10月31日回到日本。
明治四十二年（1909）6月，岁月荏苒，涩泽百般劳累，身心都感到了疲劳。
这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于是他召集了东京煤气会社的高松丰吉及二十名左右下属，说明了辞去取缔役的意向，又通知有关的六十一个会社，宣布一切职务均解任，今后只专心于银行业及社会公共事业。
同年8月，涩泽接受美国歌托尔及太平洋沿岸八大商业会议所的邀请，以团长身份率领日本实业界中的三十位重要人物，赴美国访问。
在美国遍访了五十三个都市，进行了所谓国民的外交，于12月1日回到日本。
为了追悼明治天皇，涩泽首先倡导并发起了在东京都建设纪念神宫的计划。
大正元年（1912）8月9日涩泽接见了东京都市公共团体，组织成立了神宫营造奉赞会、有志者委员会，涩泽被推举为委员长。
经过多次的联合协议，决定将神宫安置在代代木，其外苑建在青山练兵场。
涩泽等人将这个意见书提交给了总理大臣和宫内大臣。
这就是后来代代木地方建起神宫的开端。
大正元年（1912），涩泽成为明治神宫奉赞会创立委员长，大正四年（1915）5月制定了意向书及规约，6月将伏见宫贞爱亲王迎为总裁。
涩泽的耿耿忠心由此可见一斑。
涩泽从事的慈善事业极多，其中养育院事业是他特别关心的。
经过几次变迁，后来还在安房设立了分院，设备、条件也越来越完善，受到了政府高官要人们的嘉许和赞赏。
涩泽之所以热心于慈善事业，当然是出于他那颗充满了仁爱的心；如果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他母亲和善的品质和恻隐之情。
他母亲对待困苦穷弱之人及老幼妇孺极其关心，充满了救济慰藉之心，有时甚至过于仁慈，引起其丈夫的不满。
涩泽母亲于明治七年逝世，在那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涩泽坚持不懈地从事慈善事业。
涩泽的这些努力使其母亲获得了永生。
昭和六年（1931）11月11日，九十二岁的涩泽结束了其作为时代之子富有意义的一生。
现在，在日本金融产业的中心地带，在东京站和日本桥之间的常盘桥边，在百年老店日本银行的正对面，涩泽的青铜塑像巍然屹立，他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时时刻刻注视着日本经济的兴衰消长和社会的阴晴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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