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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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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这种行业做法面对的是两个特殊的背景——找市场和做市场。
找市场是说在市场现成的情况下，考虑如何来填满市场的空缺；但在中国更多的是做市场，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去引领、开发市场。
我历来相信市场是做出来的，不是调查出来的。
这就涉及到用哲学定性来把握大势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功能性定量。
第二个问题，前一种做法是在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和成熟的社会里，像澳大利亚，10年、8年变化不大，在细分市场上是管用的。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大起大落、机会频生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做法无异于刻舟求剑——计划赶不上变化。
美国的“硅谷之父”
曾经说过，所谓定量的市场细分，是无法概括社会变化的万分之一的。
他认为，未来时代是个哲学时代、定性时代，必须把握规律，做到适度超前。
我把这个时代里在中国做事比喻成一场冲浪运动，前提是你必须吃透国情，要知道如何掌握动态平衡。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方式来表示的时候，它才是科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公式，包括西方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式也是，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在非红即白、非此即彼的过渡状态或者边缘状态，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无法描述的。
于是人们创造了一种模糊数学。
西方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模糊数学，突破了传统精确数学的束缚，对人类应用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又有模糊哲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同西方对接的时候，我们的方法论可能更接近模糊数学或模糊哲学。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中国整个960万平方公里都是硅谷，变速太大了，如何在浪涛里冲浪，有很大的学问。
今天西方在找市场的时候，需要数据，而我们是引领市场，根本不可能简单地依靠数据来说话。
我们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以后，用哲学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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