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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梅琳达·盖茨（MelindaGates）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盖茨笔记”
，还制作了一段名为《时间匮乏：无人谈论的缺口》的视频，凸显出世界各地的女性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都超过男性的现状。
她表示，“女性花在家务上的大量时间，扭曲了她们的整个人生”
。
以这一号召为基础，非营利组织开始为女性提供省时服务，希望增加她们的时间财富并提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262]
OneProsper是一家我在印度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提供了雨水收集技术，免去了每天花在汲水上的6～8个小时的时间。
这家组织还为女性提供自行车，以便让她们更快地到达学校。
这种援助增加了有条件上学的女性的人数。
在讨论得到自行车和掌握汲水技术的感想时，13岁的博米对我说：“现在的我们不必汲水，因此打水的苦差事也减少了。
我现在正在上九年级[4]。
对我来说，步行去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行车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多亏了这些捐赠者，我能够读书和上学，整个人生也因此改变了。”
强制休假
从历史上说，绝大多数政府的政策都集中于增加物质的丰富。
[263]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等指标一直被视为社会幸福感的主要风向标，因为决策者普遍认为，财富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
有些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其他因素也能够对公民的幸福感造成影响，比如对生活的乐观程度、所处环境的空气污染以及社会收入的不平等。
[264]
迄今为止，时间富裕是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忽视的一个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应是时间富裕的匮乏。
利用一份涵盖了79个国家的数据库，我和一位合作者对时间富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无论国家政府性质如何或相对财富的高低，那些重视休闲多过工作的公民所占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幸福感也越高。
[265]
生活在更注重时间（而非金钱）的国家的公民之所以更幸福，是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因经济问题而受到困扰。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截至本书撰写时，这仍是二战之后最大的降幅。
在经济崩溃之后，民众的重度抑郁症和压力出现了上升，而幸福感则有所下降。
[266]而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那些在工作之外找到意义、更加关注时间而非金钱的民众，在幸福感或压力上却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
[267]
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公民对于时间和金钱的取向，从而使时间富裕程度和幸福感得到提高，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出的问题。
就像我们能够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率和零售消费（实际上，这或许会对我们的时间财富和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一样，我们能否以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来衡量幸福，并采取行动来提升相应指标呢？
认为休闲比工作更重要的人所占的比例在全球差异巨大，这个数字在荷兰为40%，在坦桑尼亚则是1.2%。
从整体来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长期收入不平等和较为贫困的地区，重视休闲超过工作的公民所占的比例也较小。
[268]
这些结果表明，鼓励民众在时间问题上自主选择的政策，能够增加民众的幸福感。
在企业中，激励员工享受带薪假期、积极实施家庭假期[5]政策，甚至缩短工作日，都能对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幸福报告》中，瑞典排名前十，不久前，瑞典哥德堡市议会将8小时工作制改成了6小时。
参与这项实验的员工不仅更快乐、压力更小、工作效率更高，请病假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269]
完善城市规划
通勤可谓浪费时间的“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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