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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无法确认二里头文化姓“夏”
还是姓“商”
——第一财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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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什么考古学争论，比夏文化更有吸引力了。
随着一部50多万字的夏代研究专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问世，再次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夏的争论。
作者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为“信古派”
中坚学人。
当了20年河南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自认是眼下中国学界“极少数”
抱“疑古”
态度的人。
他认定，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但也始终强调，在没有如甲骨文这样过硬的材料出土前，不可轻易言“夏”
，也难以断言出土文物到底姓“夏”
还是姓“商”
。
◎夏不应该是一种“信仰”
第一财经：你如何评价孙庆伟对“夏代信史”
的重建？
许宏：我觉得孙老师的这本书，是延续了从徐中舒、范文澜等先生开始的假说思路，补充完善并总结概括了徐旭生、邹衡再到李伯谦等先生的研究框架。
与其说是超越，不如说是集大成者。
孙庆伟老师在书中写到，徐旭生夏文化研究的基石是他对夏代“信史”
地位的笃信。
很明显，孙老师自己也是这样定义的，也就是先信。
但是，这个“信史”
的“信”
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是一种可以凭信的“信”
，而不应该是信仰的“信”
。
这样的一种共同信念，我不知道在学术上应该往哪儿放。
因为信仰和科学不是一个范畴的。
关于这个副标题，我没有和孙庆伟老师聊过。
我的《何以中国》第一版封底就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第一财经：《鼏宅禹迹》出来以后，你和作者已经在三联新知大会上有过交锋。
你们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有没有夏”
，而是考古学究竟能否辨认夏、考古学家是否应该相信有夏。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分歧其实已经转移到方法论层面？
许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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