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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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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佛经的翻译
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经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文化。
佛经的流传，全赖翻译事业的成功，翻译的成功，又全赖翻译技术长期的改善。
从东汉到唐朝是佛经输入时期，译经家大体分直译、意译两派。
（一）直译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竺法兰（中天竺人）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
《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总摄佛学要旨，文义通显，梁启超证明它是后人伪造书，绝非东汉译本（印度并无原本）。
这就是说，东汉到东晋，所有译出经典，全是直译，没有意译，《四十二章经》是著述，不得误认为译本。
东汉末年安清（安息国人）译出经论三十九部，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
。
同时支谶（月支国人）译经十余部，也被称为“深得本旨，毫不加饰”
。
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都是照原本直译，所谓“弃文存质（实），保存经意”
，成为译家共遵的规律。
三国时代胡僧东来愈众，译经也愈多，文辞朴质，只供佛徒诵习，不为士大夫所称道。
西晋初，法护通西方三十六种语言，译经一百六十五部。
法护是华化的外国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郡），又得信士聂承远参正文句，删除烦杂，虽然还是“不辩妙婉显”
，比先前不甚通汉言的胡僧照原本直译，确已改进了一步。
前秦苻坚时，秘书郎赵政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经典，他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译《阿毗昙毗婆沙经》。
请僧伽跋澄（胡人）口诵经本，昙摩难提（胡人）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言）宣译（译成汉言），敏智（中国人）笔受为汉文本。
又译《婆须蜜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佛念（中国人）宣译，惠嵩笔受，道安、法和二人共同校定。
因翻译精当，二经流传历久不废。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
赵政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
凡是赵政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文直译。
道安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
他提出“五失本”
、“三不易”
的主张。
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中国文法；（2）梵语朴质，中文华美（佛经输入，正当骈体文极盛时代），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语同一意义，反复再三，不嫌烦复，译时不得不删去（通常翻译，总要删削三分之二）；（4）梵文结尾处，要把前文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话已说完，要说别事，又把已说的话重说一遍，译时不得不删去。
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恰当；（2）古圣深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精通；（3）阿难（释迦的弟子，释迦死后，阿难结集佛说成经）等（大迦叶及五百大罗汉）造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译述，难得正确。
因为“五失本”
、“三不易”
，所以道安主张严格地直译，尽可能保存梵文原来的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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