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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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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于解决语言意义问题的语义学和语用学，随着它们作为一种方法论策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渗透和扩张，其界面问题显得愈益鲜明和重要。
一方面，从语用学作为语义学的“废物篓”
（Wastebasket）开始，在其基本要义上，两者之间的界域和范围一直处于争论中；另一方面，在从作为一种语言逻辑和概念分析的语言哲学朝向认知科学哲学（Philosophyasitivesce）发展的“认知转向”
（itiveturn）过程中①，语义学和语用学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从而体现为不同的认知形式。
因此，如何从一个合理的思维角度处理两者的界面问题，事实上对于关涉语言哲学诸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论题。
本节拟立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之关系的起因、传统划界，从认知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两者界面做系统分析，这对于揭示哲学方法论在认知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冲破计算机的思维瓶颈，真正实现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化和人脑的计算机思维模拟，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划界理论
基于对皮尔士语言符号意义理论的回应，莫里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各自研究界域，他指出“语用学是对符号和解释者间关系的研究”
，而语义学则是“对符号和它所标示的对象间关系的研究”
。
②后来，莫里斯进一步对两者的范围做了轻微修改，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之来源、使用和效果”
，“语义学研究符号在全部表述方式中的意义”
。
①莫里斯给出的这种理论和纲领式的意义观念划分，在卡尔纳普那里获得了更具体和更广泛的支持，他指出：“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讲话者，或语言的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
如果撇开语言的使用者，只分析语词与指涉物，就是在语义学的领域中。”
②特别重要的是他在“纯粹”
语义学和语用学与“描述”
语义学和语用学间做出区别，认为纯粹研究是逻辑学的一部分，与为特定科学目的而设定的语言之理性重建相关，描述研究则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与可用于更普遍目的的历史地检验的自然语言相关。
自此，对语义学和语用学之界面的划分愈益受到了更多语言哲学家的关注，成为语言和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态度。
从一般意义上讲，引入语义和语用区别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以便说明讲话者交流之失败，完全在于确定他言说句子的（约定的）语言意义方式的多样。
从弗雷格将宣称句子的语义值论证为真值起，经过句子的语义值是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已经牢固地建立在真理观念上。
然而，在任何情形下，讲话者所言说的意义并不能完全仅仅通过真理的获得来确定，总存在一些语词之字面以外的东西，如指示性、歧义性、模糊性和非真值内容，因此，总需要一些语用解释，即不只是通过约定的语言信息，而且需通过与超语言信息相结合。
由此，“用对话推理而不是语义推衍或语法不良形式来对意义属性和语言表达式使用的句法分布进行解释总会受到语言学家们的欢迎，因它一方面可以避免冗长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对无限制歧义性假设的分析”
，从而有助于将言说之严格的语言事实从涉及语言使用者（讲话者和听者）的行为、意向和推理中分离出来。
①这样，对语言符号意义的阐释就分裂为语义学和语用学两方面的研究。
具体地讲，语言哲学的研究史上形成了以下几种语义学和语用学划界理论；②
1.形式的语义学和语用学
阐述语义学概念中，最极端的是形式逻辑的方式。
在其中，语言由一系列形式完善的程式组成，并在语义值的基础上通过真理来进行评价，后者被指派给了初始值以及生成此程式时所使用的句法规则。
用于人工逻辑语言的这种方法被同等地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中，而没有引入诸如内容、内涵、意义、命题和思想之类的中介实体，或者甚至调节语言形式和外延间关系的逻辑语言的翻译。
因此，自然语言语义学像逻辑语言语义学一样是语境不变的。
正如塔尔斯基和蒙塔古分别认为的，“ExFx”
为真，当且仅当事物之集合F是非空的，“某物是白的”
为真，当且仅当白事物之集合是非空的。
然而，自然语言中充满了指示词，它们的指称没有语境知识就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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