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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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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俗社会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需要
加洛林“文化复兴”
以前，教会在与世俗的二元冲突中居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们不能参与朝政，尚未确立起其精神上的权威地位：世俗统治者从未把僧侣看成是国家的一个等级，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尔征求他们的意见。
所以处于从属地位的教会所谋求的便是与世俗政权的联合，作为世俗社会的一种工具发挥功用。
这在雷米主教写给克洛维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请您注意，特别是不要事事居于主教们之上。
要听取他们的建议。
只要与他们融洽无间，便易于治理。”
[33]这虽然清楚表达了教会渴望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但世俗统治者则并未对此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92年。
据梅斯年鉴记载，宫相丕平于692年给予僧侣参与五月校场民众大会的权力，企图以他们的威望来巩固他作为宫相的权力。
从此，主教和修道院长开始在法兰克社会奠定其世俗权力的基础，教会也从此开始发挥工具职能；世俗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利用教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出于这种目的，加洛林时代的早期统治者开始转向自觉支持教会文化的发展，这尤以丕平和查理曼为典型代表。
在丕平时代，丕平曾大力支持圣卜尼法斯在法兰克的传教活动，据载，丕平曾请圣卜尼法斯创办宫廷学校，以提高宫室成员的文化水平。
如果说丕平时代对教会工具职能的认识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话，查理曼时代则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发挥教会的精神工具职能。
在对北方撒克逊人的征服过程中，查理曼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利用教会迫使撒克逊皈依基督教，从思想意识上加以控制。
查理曼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则更为注重发挥教会的文化职能。
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和治理难度的加大，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产生了，由此促使查理曼关注当时的文化知识教育。
他通过召集宗教会议，以告诫、律令的形式关注教会文化的发展。
他在798年颁布的《普通告诫》中就公开提出，教士应当有布道的才能，应当了解关于信仰的真理、圣礼的形式、弥撒和赞美诗的祈祷文等。
他还要求教会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
这些政策的施行，在客观上提高了教会教士阶层的整体文化水平，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教活动，从而巩固了查理曼在精神上的统治，同时也为法兰克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人才。
在当时的法兰克，教士担任世俗职务的现象十分普遍，并且教区承担了大部分的行政管理职能。
这些都是查理曼充分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结果。
因此，世俗社会对教会工具职能发挥的关注成为文化复兴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2）教会超越世俗限制的需要
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交织之中。
教会随着其财富的逐步积累，教职人员参与世俗事务的增多以及教会权力的扩大，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工具职能的定位，而希冀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超越世俗社会的限制。
为达此目的，教会首先在形式和理论依据上保持了对世俗社会的优越地位，即通过涂圣油仪式和颁布《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简称《伪教令集》）为以后教会的超越奠定了理论上的依据。
加洛林时代的开创，源于751年圣卜尼法斯代教皇扎哈克亚斯为宫相丕平敷圣油，确立了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在形式上的合法地位；对此，教皇斯提芬三世又于754年重新亲自为丕平举行敷圣油仪式。
丕平的加冕不仅仅标志着朝代的更迭，同时还蕴含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
仪式本身便意味着世俗政权只有在被神权所认可之后才能取得合法地位，为以后神权超越王权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800年，利奥三世（PopeLeoⅢ）为查理曼的加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
所以后来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在写给梅因斯（Mains）、科隆、特里尔大主教的一封信中说道：“国王是在加冕之后才成为皇帝的……皇帝掌有的一切，均得之于我们。”
这表明这种观念在后来已经变成教会所坚信不疑的信条而加以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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