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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经中译与欧化白话的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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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地区的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圣经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更是离不开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
13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利夫将圣经首次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
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也相继问世。
基督教传教士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真实复杂情况，并且进一步肯定官话白话的价值，是经历了一段探索和磨难过程的。
他们初到中国，开始翻译圣经时，并没有将官话白话列为翻译圣经的语言。
他们认为白话文体不够严肃，尤其是在期望圣经能够影响文人学士和社会上层时，白话更不是适宜的选择。
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北方还拥有更为广阔的官话区域。
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大地上，操官话的人数甚至超过他们所熟悉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
[4]
官话旧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上还称为雅言、通语、凡语等，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的基础。
在19世纪的中国，约90%的地区，75%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官话”
。
[5]除了官场使用、通行范围比方言土语广以外，“官话”
还比较文雅。
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历朝历代都有过一些诸如“书同文”
之类的统一语言的措施。
例如，清雍正皇帝曾下令将文言写成的《圣谕广训》以官话译出，使官话的使用范围达到了最大范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长安、洛阳、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当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成为汉语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中心，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官话，而官话区域也会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
这种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平民百姓都明白易懂的语言，给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思路。
他们充满信心地产生了积极推动官话白话的念头，甚至产生了希望官话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统一的语言的想法和倡议。
在1877年外国来华传教士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苏格兰圣经会驻华代理人韦廉臣（A.Williamson）就充满信心地提出了这个倡议。
[6]
在官话白话圣经翻译开启的19世纪60年代，圣经汉译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出版了五种圣经全译本，即马士曼译本（旧新约全书，1822年），马礼逊译本（旧新约全书，1823年），郭士立译本（新约全书，1839年；旧约全书，1838年），委办译本（新约全书，1852年；旧约全书，1854年）和裨治文译本（新约全书，1855年；旧约全书，1864年）。
但这些早期圣经汉译本均为深文理译本[7]，即非常深奥的书面文言文译本。
对当时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书本教育的中国民众来说，研读理解文字深奥、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经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向教育水平不高的民众传教，传教士开始用中国各地不同的方言来翻译圣经，甚至是极小区域范围的地方性方言。
他们还出版过用方言汉字或传教士创造的教会罗马字翻译的圣经译本，涉及除湘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即吴方言、闽方言、官话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六大方言。
方言圣经虽然简单易懂，但都是传教士早期能到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土语，如上海话的《约翰书》（1847年，第一本方言汉字本）[8]、宁波话的《路加福音书》（1852年，第一本方言罗马字本）[9]，对更为广大的官话白话地区没有实际的意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出版了南京官话版《马太福音》[10]。
这是圣经中文第一本官话译本，也是第一本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白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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