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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主体的多元与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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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推进要求进行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必须明确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的单位不仅仅限于国家和政府，现今至少有多个描述全球治理的非国家主体的术语已为人们普遍接受：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issuework）、政策协调网（polietwork）、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epistemiunity）[11]。
尤其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日益提高，对国际关系的干预权力也在增强，这些机构从某种权威的确立中获益匪浅，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赋予这些机构一些至关重要的干预权力。
[12]与治理的主体相适应，在全球治理方式上，各种意见也莫衷一是。
在有些人看来，全球治理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
来制定国际法律和政策，协调世界性的关系。
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全球治理主要是建立一些能够得到主权国家支持、有利于促进共同理解和治理实践的制度。
实际上，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的延伸，重点突出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商与协议。
这种治理是由许多协议构成的一种规范系统，能够在没有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实施某些集体行动。
各个政府间组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推动的非正式调节程序也都包括在这种治理之内。
它既是各国参加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集体、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联合的产物。
全球化意味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发生改变或调整，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全球范围内各种“超国家力量”
或“非国家力量”
及其活动不断崛起。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超国家力量、非国家力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跨国专家系统、公民社会、国家联盟等多种形式。
1.跨国公司。
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谋利营造了极佳的环境和机遇。
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跨国的世界性经济力量和投机力量，能利用各民族国家或各个生产基地彼此相争而从中渔利，以这种方式为争取尽量少纳税和享受最好的基础设施而讨价还价。
如果它觉得民族国家过于“昂贵”
或者“敌视投资”
，还能实施报复和惩罚。
此外，它还能自主地在投资地区、生产地区、纳税地区和居住地区之间进行区分，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从中得利。
这一切都是在不需向议会报告和咨询、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和法律支持，甚至不必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
[13]
2.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
20世纪下半叶，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
历程中，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
[14]
3.跨国专家系统。
由全球各类专家所组成的各种跨国知识共同体，使得许多技术与程序问题可以通过专家讨论来解决，同时也使得许多问题非政治化。
专家的知识和理解力变成了参与、促进全球治理过程的基本通行证。
这就有可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导致“专家政治”
的产生，进而形成精英群体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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