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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的失落：传统与近代化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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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化，一开始便伴随着抗拒殖民化的过程。
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最初并非出于中国人的自愿选择，它首先以强制的方式展开。
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等为后盾，西方列强相继东侵，形成了鲸吞之势。
这种进逼对中国的独立与生存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挑战，并导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面对如上背景，救亡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意识。
从严复的救亡决论，到“五四”
的反帝呐喊，救亡意识始终制约着近代的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
然而，西方列强的东侵在导致殖民化的同时，又具有另一重意义。
当列强将触角伸向中国时，他们大致已完成了或正在完成从前近代化向近代化的转化。
尽管列强的首要兴趣并不在于促使中国走向近代，但封闭的大门既然被炮火轰开，那么中国与近代世界的联系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
以血与火为前导，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政治样态、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以不同的形式涌入了中国。
历史展示了自身的逻辑：在面临殖民化威胁的同时，中国又被强行纳入了近代化的轨道；如果说，前者激发了救亡的意识，那么，后者则引发了与传统相对的近代的观念。
如前所述，救亡的意识首先蕴含着抗拒殖民化的要求，而摆脱民族危机（反殖民化）的根本出路则在于自强。
因此，救亡意识总是指向富国强兵。
如何实现自强？早在近代的开端，魏源即已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尽管“长技”
的内涵以后不断被深化和扩展，但师夷这一思路却一再得到确认。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的悖论：对西方列强的抗争意识，往往融入了向西方学习（师夷）的意向。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的起步，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走向近代的过程，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传统的阻力，而在这种紧张与对峙的背后，则蕴含着两种观念的冲突。
质言之，走出前近代的历史过程，要求超越传统的观念（包括价值观念）。
师夷的主张最初只限于科技工艺，但其逻辑与历史的引申则导向了近代西学与传统中学的对立。
这样，救亡的意识与近代化的要求相互交织，便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对传统的批判趋向。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在近代的批判思潮中无疑首当其冲。
如前所述，明清之际，儒学曾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批判，其价值体系亦相应地得到了某种自我调整。
然而，明末清初虽然出现了普遍的历史震**，但整个社会仍处于前近代时期，从根本上超越传统的历史条件并没有成熟。
同时，更重要的是，尽管明清之际诸儒对儒家价值体系做了自我调整和转换，但这种转换始终未能成为儒学的正统。
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从总体上看，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为宋明理学所系统化的儒学体系。
清初的统治秩序稳固之后，程朱理学便很快被再次钦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1712年，康熙下诏特升朱熹配祀孔庙，并命朝臣编纂《朱子全书》，便表明了这一点。
与如上事实相应，近代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首先也是为宋明理学所系统化的正统儒学。
早在19世纪末，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便已揭开了传统批判的序幕。
谭嗣同提出了“冲决网罗”
的主张。
谭氏所谓网罗，首先即正统儒学所维护的名教，而名教的核心则是君主专制：“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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