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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与自然：天人之辩的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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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涉及多重问题。
就价值观而言，玄学的主题大致可以理解为名教与自然之辩。
所谓名教，首先是指正统儒学所确认的社会规范、评价体系，引申为一般的社会秩序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自然则有多重含义，它既被界定为与道合一的普遍本体，又兼指与人文相对（未经人化）的本然存在或本真状态。
名教与自然之辩的核心，是人道（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的关系，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天人之辩的历史延续和展开。
（一）化当然为自然
儒家的名教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自其在汉代取得正统形式之时起，便具有了权威的性质，而在一定时期内，它对人的行为确实有其实际的约束力，并相应地表现出某种维护既成秩序的作用。
然而，随着名教的权威化，其内在的缺陷也开始逐渐显露。
在权威的形式下，名教或多或少被赋予了某种强制的性质。
遵循名教往往不是出于个体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有形无形的压力。
在《太平经》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议论：“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
夫人为道德仁者，当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轻易而妄行也。
天道为法如此，而况人乎？”
[3]《太平经》成书于东汉后期，是原始道教的经典，但同时也反映了下层平民的某些思想。
名教包含着等级观念。
遵循等级名分是名教的基本要求，而在《太平经》看来，人为地要求人们屈从等级名分，是违反天意的，这里的天意无非是人意的另一种表述。
[4]批评等级名分不合天意，事实上便曲折地表露了对名教悖乎人意的抗议。
同时，名教在被教条化以后，往往容易蜕变为一种虚伪的矫饰。
儒学的开创者孔子曾一再主张“为己”
，反对“为人”
，然而在儒学正统化的汉代，为迎合外在赞誉而刻意矫饰（为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并且愈演愈烈。
光武帝以名节取士，“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被列为四科取士的首位。
于是，名教进一步成为猎取功名的工具，而“窃名伪服”
“好为苛难”
的伪名士、矫名士则应运而生。
[5]东汉思想家王符曾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这种现象：
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
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6]
这种批评并非仅见于个别思想家，汉末的不少有识之士都有类似的看法，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便曾痛切地指出王教之败：“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
嗟乎！
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
[7]从这类感叹中，我们不难想见名教虚伪化的严重程度。
可以看出，随着名教蜕变为外在强制及其逐渐虚伪化，它本身已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如果说，《太平经》对等级名分的抗议意味着名教对下层平民已开始失去约束力，那么，名教的虚伪化与工具化则表明它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也已经没有内在的生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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