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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德不踰闲”
的历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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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辨析，在总体上表现了注重义的价值取向。
作为理性化的当然之则，义本身是否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是不是排斥可能的变通（它是否具有理论伸张度）？如何解决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的冲突？等等。
这些问题在儒学中常常展开为经与权的关系。
“经”
所突出的，是道德原则的绝对性，权变则蕴含着对相对性的容忍。
将“经”
视为第一原理，往往容易导向独断论，后者在价值观上即表现为权威主义；权变的引入，则常常构成了对权威主义价值观的某种限制。
从另一方面看，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人的普遍本质，其相对性则折射了人在具体境遇中的存在。
就此而言，经权关系同时又进一步展示了人本身的价值意义。
与确认义的至上性相应，孔子首先将关注之点指向道德原则的绝对性。
以仁道而言，主体必须无条件地时时遵循，不可须臾相违：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58]
作为道德的主体，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以仁道为准则。
孔子以两个“必”
字，点明了道德原则的这种绝对性。
仁道的外化，即表现为礼。
仁与礼尽管有内在与外在之别，但作为一般的道德原则，二者在普遍必然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当颜渊问如何才算为仁时，孔子便一口气规定了四项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59]在此，人的一切言行举止，几乎全部被纳入了礼的框架之中，换言之，礼作为道德原则而构成了无条件的绝对命令。
道德原则一旦被赋予无条件的、绝对的形式，便同时具有了超越具体利益关系的性质。
《论语》中记载：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60]
子贡以为告朔之时以羊相供未免有些可惜，而在孔子看来，告朔供羊乃是礼所规定的形式，它体现了礼的神圣性，因而尽管此举于利有所损，但却断不可去。
在这种近乎固执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道德原则合理性的信念，不妨说，它实际上从道德原则与具体利益的关系上，进一步突出了前者的至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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