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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之辩与仁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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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包含多重意蕴：它既涉及天道观，同时又关联着价值观。
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
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超越自然状态？人文世界应当以什么为基本原则？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更多地指向价值领域。
当孔子对天人关系的价值内涵做自觉反思时，人类早已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自然（天）与社会（人）的分野也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对文明的历史进步，孔子无疑有着深刻的感受。
他曾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侧面，指出了这一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1]“斯人之徒”
即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
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
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人文的价值。
文明的成果，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化的社会关系中，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殷周的礼制便可视为文明进步的表征，而孔子对礼的考察，多少也着眼于这一意义。
他曾颇为动情地说：“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2]这里固然表现出某种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但在其背后，却蕴含着一种更为深沉的价值取向：周礼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往古的陈迹，它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文明象征，从而，“从周”
也相应地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
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
，表现的也是一种类似的价值趋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优于后者。
也正是从相同的前提出发，孔子对管仲赞誉有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3]在此，管仲的功绩首先即表现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发左衽”
）。
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会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则。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早在先秦，便已有孔子“贵仁”
之说。
当然，“仁”
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
在《诗经·齐风·卢令》中即已见“仁”
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尚书·金縢》中亦开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
不过，以上文献所说的仁，似乎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价值领域中一以贯之的理想或观念。
在孔子那里，“仁”
则第一次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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