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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结盟之间。
——萨义德
第七章王韬：早期报人的意外崛起
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
——王韬
一、政治参与欲望：一个秀才的努力
和普通平民相比，秀才的身份在中国科举选拔阶梯上已获得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虽然不高，却经常意味着一只脚迈入传统精英阶层的大门。
所以当18岁的王韬顺利取得这一功名时，整个家族为之兴奋不已，这距他们上一个功名已为时太远，以至于人们始终难以把王韬和书香门第联系起来。
当然，如果没有考场的进一步成功，秀才仅意味着他能够在乡村获得一定的尊重和教化之权，比如，他可以充当富裕家族的教师。
至于面对朝廷的政治机会，则遥不可及，这一点在苏南地区，尤其如此。
这里的举人和进士数量，长期高居中国前列。
明清两代，捐纳功名者得以从科举制的旁门涌入，但出售功名的范围基本限于监生、生员级别，非正途出身者很难继续晋升，清代举人和进士身份更需通过考试获取。
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军之后，功名与捐功大量挂钩，科举威望开始历史性地下降。
在王韬的年轻时代，洋务运动的幕僚团体尚没有大规模兴起，政治抱负和机会基本仍只能与科举应试能力对应。
与有着八次科举失败记录的苏州同乡、早期报人沈毓桂相比，王韬两三次考场失败，在皓首穷经习以为常的科举时代算不上多么严重的打击。
如果不是家庭生活的重担很早落在身上，他极有可能在稍后继续走入科场，沿袭传统精英路径。
被迫走上谋生之路，意味着王韬的政治机会从此逼仄，这与他自幼的抱负与自负，形成很大落差。
他显然不甘于这种命运，此后一直试图获取新的机会。
不过在远遁香港之前，这种机会少得可怜，王韬的观点既无渠道也无听众，更多只能自遣。
长期以来，中国文人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都有一颗“政治头脑”
。
不论地位高低，在文人们共同诵读的诗书中总是渗透着“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
，那些不在官场的文人，“觉得自己同为官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
[1]。
为此王韬几乎不放弃哪怕一个很小的机会，当太平军占领江南向上海进逼，突然让他感到机会到来。
此时清政府、西人和作为新政权的太平军三方缠斗，传统政治秩序不再，秀才王韬与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关系密切，正可以施展一番拳脚。
事实上，他确实得到了类似团练的角色，不断向地方官员提交的剿匪策略看起来也得到了部分回应，不无兴奋的王韬甚至一度亲自奔命于战场。
不过这种努力很快在太平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败退下来，此前他试图用实际行动获得剿匪业绩，以此获得地方官员的青睐，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
在太平军席卷大半南中国期间，疲于应付的各地官员，很多人致力于发动地方士绅动员乡村资源围剿叛军，李鸿章等人在夺取约七千万人的灾难中获得了巨大机会。
可惜无论宗族势力还是科举功名的影响力，王韬的能量实在有限，只是因为这名秀才态度积极、接近洋人，策略也颇有可取之处，才获得了江苏官员的一些目光，但除了战争状态下的利用价值，王韬一官半职的幻想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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