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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界和海外：激烈言论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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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界言论与上海舆论中心的形成
毫无疑问，中国士大夫传统中自有批评朝政的传统，但素来缺乏批判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制度空间和心理，也是物理意义上的。
传统政治之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士大夫作为人臣的角色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无处可遁的一个自然结果。
晚清开埠，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和法外飞地，深刻影响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物理空间，政府的行政管制在此遭到阻隔，租界成为塑造“抗议者”
的绝好之地：它既在民众身边，可直接施加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迫害。
由此，报人得以生发疏离官方的姿态，言论渐渐走向激进。
上海租界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得益于两次暴乱：太平军和小刀会。
前者驱使江浙官绅士庶大量涌入，令租界地产和地皮炒卖严重，房租收益一度高达30%～40%，在1852年到1862年十年间，地价涨幅十几倍到几十倍。
[84]太平天国覆灭后，租界内人口虽一度因避难者返回故里，从几十万减少到十余万。
不过1867年之后却再次获得新发展；小刀会运动之后，华洋分居改华洋杂居，并得到正式认可。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自此西方文化与上海乃至中国的互动更加及时、密切。
自1843年开埠，拥有管理机构的租界诞生，工部局治下的租界，社会管理引入西方理念和制度，“以新土地章程为依据而设立的工部局，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民自治政府”
[85]。
它不仅脱离了中国行政体系，与领事也呈分庭抗礼之势。
1854年，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在没有中国官方参与下，草拟而成《土地章程》即所谓租界的根本法，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管理权和租界事务的审核权丧失，这里演变为国中之国。
言论自由素为租界管理方所标榜，工部局治理的四个原则中包括自由一条（自治、法治、安全、自由）。
持激烈言论的报刊，利用外商名义在领事馆注册，对这些挂洋旗的报馆清政府鞭长莫及，无法直接干预，租界成为言论避风港。
姚公鹤回忆称，报人与报刊“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
[86]。
此为晚清上海报业发达、言论活跃的最大原因。
不同政见者，甚至经常受到特别政治庇护。
在著名的“苏报案”
中，租界工部局总董在9月17日一份北京公使团信中称，“在未经审讯和未被证实犯罪之前，不得从公共租界逮捕或带走任何本地居民，这是多年来本地施政既定原则”
。
1898年后，“领事团的惯例一向反对不正当地逮捕和惩办被控政治罪的本地居民”
[87]。
中国军事、外交上的一再挫败，使得“西方”
治下的租界日益散发先进的光芒。
西式文明通过自来水流淌而至，经过电灯照耀而来，文化、制度的辐射对普通市民日益增强，后者接受程度远没有知识精英和官员想得那样复杂和缓慢。
“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报纸记载、文人笔记及各类竹枝词赞美租界者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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