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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精英：报人地位如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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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注意到晚清江南一位大员的观察：“当时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轻佻的下层官员或百姓有意见时，不循正常的书奏管道，而是径交各种报刊发表。”
他认为这种不解正好反映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公共舆论“成为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甚至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
[1]。
上述过程中，媒体权力和依托这种力量的媒体精英，已浮出历史水面，尽管此时尚显模糊，但已足够令体制内官员感到诧异或忧虑。
媒体精英，作为一种与报刊舆论相联系的新型精英，从世界范围看，是印刷业发达和报刊舆论崛起后的产物，而为传统社会所无。
就中国来说，古代所谓“报刊”
可视为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或政治功能的延伸。
邸报和各种民间“小报”
并非面向不特定公众、定期发行的真正媒体，所谓报人其实是一个送报人或商贩形象，与传统精英几乎没有交集。
中国传统精英主要是经由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
与其他人群比，他们有着典型的精英文化特征：具有超越心态，对普通人群有代言、指导的精英意识，自视负有匡计天下的责任。
这个阶层从个体来说虽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整体上却无疑具有稳定性。
玛丽·克拉宾斯卡在《法国精英的流动》中将精英的流动方式分为三种：统治精英内部不同的流动，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成功进入现存精英人物圈，以及社会下层的人组成新的精英集团。
[2]中国传统精英的流动，基本属于社会下层人士成功进入现存精英圈，科举作为一种精英选拔和生成机制，几乎吸附了所有社会精英。
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能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利置于国家之上的精英阶层”
[3]，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精英阶层，可以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边界。
晚清中国，“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
[4]。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精英”
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
他们寻求新的精英身份，构造自己新的势力。
报人这一角色虽可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不过成为一股备受关注的群体势力却在甲午之后。
此时，报人和围绕报刊的社团开始意识到使用报刊达成政治诉求和社会改革，从而逐步自觉利用舆论影响政府和民众。
由此，一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媒体精英在中国得以生成。
那么，这一精英形象如何塑造？他们与此前的传统士人和之后的职业机构媒体人，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历史特征？
新式报刊经由西人入华，中国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进入这一领域，此后正规报馆虽在上海出现，不过起初的内容“多市井猥屑之事”
[5]，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从业人员的低下地位，报人一度被视为“莠民贱业”
。
姚公鹤称，彼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6]。
如前所述，早期报人很多是接近洋务派或西人的旧式文人，共同特点是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意识和危机感。
然而这些替洋人工作的人士，此时很难得到社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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