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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识性批判”
：立场与方法如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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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经说过，当《怀柔远人》在美国获奖时，和以往一样，对于中国主流学术界而言，这类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时髦故事因为过于玄妙难解，自然波澜不惊般地被悄悄边缘化了。
然而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中国学者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这一出手就仿佛宣判了书中所虚构的后现代神话的死刑。
理由很简单，何伟亚根本就“不识字”
，因为他把“怀柔远人”
解说为平等对待远方的客人，实则中国朝贡体系的实质恰恰是一种不平等的构造关系。
再往下推导，类似后现代创设的文化多元中心论根本就是个历史幻觉。
颇堪玩味的是，在中国传统史学脉络中，这大概属于一种典型的“常识性”
批评方法，特别是清朝乾嘉以来，是否“识字”
变成了迈入学问之境的基本阶梯，因为识字既是明晰义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故学问之径向来有“尊德性”
（重义理）与“道问学”
（重识字）之分，而且在清初以后，“道问学”
取向大有垄断学坛之势，思想史也随之形成了一种新的内在转向。
自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
以来，以识字为先的传统迅速从经学弥漫至史学，并内化为一种带有根基性的批评方法。
然而识字与阐发义理之辨在学术传承谱系中虽屡有消长，却基本尚属于治学态度的选择，二者之别无分优劣，具有中性色彩。
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识字的常识性批评却具有了某种权力支配的意味，从而在强调其话语力量的同时，有可能遮蔽乃至封杀极富创见之研究的申辩和伸张观点的权利。
比如这次我们对待何伟亚的态度就是如此简单：你连字都不识，义理层面上的东西根本就免谈。
话外音就是，只要老外识字功夫不够，无论你的著作在更高的理论层面有怎样的创设和突破，一辈子也顶多是个小儒而已。
以乾嘉时期识字功夫聊以**的虚骄心态，变成了学术界长期拒斥乃至悬置西方研究成果的一面挡箭牌。
这种虚骄心态的产生自然有其复杂的远因，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单就近因而言，这与80年代中国学术界呈两极摇摆态势有关。
进入80年代，中国学术界忽然发现，以往史学与哲学的结构化叙事，逐步使人落入了决定论的陷阱，对人的一切活动的描述似乎仅仅是被动性地置于预设的线性目的论框架之中，进而厌倦了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政治叙说，港台地区话语中强调文化内在解释的观点被大量移植和模仿，并迅速成为一大景观，正是此类转折心态的反映。
港台地区话语的典范特征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决定论”
，如当代新儒家所刻意强调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在现代性转折中的作用，其实与西方现代化论者对中国文化的定位是一致的。
无论这种取向是否有与西方合谋之嫌，它都已确定无疑地成为“东方主义”
叙事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
港台地区话语中的史学派并不认同新儒学对儒学精神和中国文明所做出的本质性规定，而是把文化还原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成过程。
但是，如此明确的历史主义态度往往限于表现思想史内部的诠释效果，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这种态度发生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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