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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结构功能分析到社区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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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叙事的差异：“指标化”
与“要素化”
要想透彻地了解中国基层组织的研究状况，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他们展开讨论的知识前提是什么。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基本上以现代化论作为自己的论说前提，以取代政治史的“革命叙事”
。
但现代化叙事支配下的中国史研究虽然仍体现出了某种宏大关怀的特征，却展示出了与西方中国学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笔者把它们概括为“指标化”
与“要素化”
分析的不同。
西方中国学的现代化叙事基本上脱离不开两种类型：一种是整体性的“趋势论”
研究，强调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态势出发，观察与前现代化社会的区别。
另一种则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中心观”
支配下的地区史研究，强调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细致的描述。
整体式的“结构研究”
方法常常借助一些社会学指标衡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把现代化的一些标准基本视为带有普遍分析意义的工具。
而地区史研究则主要是想站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视角观察其演变，而不急于从定性的角度对这种社会的内涵做出判断，尽管这种态度有故意寻找中国社会“剧情主线”
之嫌。
如果仅从整体研究立论，我们可以罗兹曼（GilbertRozman）《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作为分析的案例。
罗兹曼在这本书中完全按现代化理论所公认的指标为参照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
他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帕森斯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原则，即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社会分层化和整合的程度。
罗兹曼的指标设计是：
把现代化看作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
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
[32]
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的指标在社会学界素有争议，罗兹曼把指标简化为下列几项：
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
[33]
按照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现代化作为体制转变的一个复杂过程，现代化体现在称为“社会流动”
和“结构变化”
的某种社会—人口的特征中，然后扩散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
因此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能力，以产生一种制度结构，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问题和要求。
[34]尽管现代化指标由于出现了各种歧异性解释，而且处于争论状态，但罗兹曼仍明确以这些基本的指标构成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比如他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及知识与教育的角度衡量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并把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时代用同样的指标类型加以比较。
[35]
罗兹曼方法的长处在于整体和趋势分析，比如他在观察政治结构时，不再抽取更为次级的研究单位，而是直接研究国家的行动，特别是上层政府控制并分配资源的能力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同时对政治结构的注意也会延伸到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责权分配，延伸到诸如村社及血亲组织之类的分散单位。
但是对这些单位的重视，并不是从这些组织自生的形态和内部动因来考虑的，而更多是因为这些单位对于决定中央政府所追求和颁布的政策之成败，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治结构对于现代化之所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政府执行什么政策，并做出何种选择的协调与控制，而不是基层社会组织在现代化浪潮中存在着自洽的合理性。
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立论，罗兹曼也注意到了人力资源的量与质、人力资源的空间分配和组织、再分配的各种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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