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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激进”
与“保守”
的二元对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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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80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修正，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回避刻意使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界分解释，而试图在寻找东西方共有的一些历史范畴的努力中重新定位中国思想的特征。
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争议的诠说思路是尝试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
90年代初，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正式提出以“激进”
和“保守“这两个范畴概括中国近代思想的不同发展趋向，在随后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
与“保守”
》一文中，余英时指出：“激进”
与“保守”
这两个概念来源于英文的所谓radicalismversusservatism，而“保守主义”
（ser-vatism）一词则直接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由伯克（Burke）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theRevolutioninFrance）中首先提出。
为了避免西化的嫌疑，余英时强调所谓激进与保守不是指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而是一种态度（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orientation。
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常常出现。
[33]比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态度，中国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就可看成是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争论。
余英时认为，确定激进与保守的界限和坐标的划分一般来说是针对现状而言的：
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
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
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
[34]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现状”
的标准？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个和西方相类似的判断“现状”
的标准？而且判断激进或保守是否只能按照西方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线性发展指向作为标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实际上是由一种“退化论”
或“循环论”
所支配着。
“退化论”
的基本前提认为，越古老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越合理的、越好的，而三皇五帝时期是人们最向往的黄金阶段。
“循环论”
的基本论断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合理与不合理可能会交替呈现出来，对其做出基本判断只能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
这两种历史观恐怕均无法用现代意义上的现状和秩序的标准加以衡量。
因为中国古代的现状观念不是针对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进步与保守状态而言，而是针对古老秩序的不同理解而言，两者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比如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确实意在改变现状，但其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而是使整个制度运转更加符合古老的社会秩序的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司马光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想冲破还是维持既有社会的现状，尽管双方都基于对古代秩序的不同理解，但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恢复业已存在的某种历史性的完美状态。
王安石的变法表面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比如废除诗赋取士和记诵传注经学，转而使用经义和论策取士，显示了唐宋以后的选士制度日益重视能力而不是教养的取向。
这似乎与宋代理学家对道德的尊崇背道而驰。
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不仅包含了恢复古代学校之制的旨趣，而且其强调从符合制度功能要求方面取士，并使士之事功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要求，使王安石的改制方案似乎更像复原周代礼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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