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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省自治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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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起，英国政府加快了印度宪政改革的步伐。
1932年11月，召开第三次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宪政改革问题，草拟《印度政府组织法》。
1933年3月，发表关于印度宪政改革建议白皮书。
1934年11月，举行立法会议选举。
1935年8月，正式出台《印度政府组织法》。
从而拉开了向省自治迈进的帷幕，印度民族运动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民族运动路线之争
文明不服从运动停止后，印度民族运动再次陷入低潮。
国大党在低潮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怎样才能摆脱当前面临的政治困境，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民族运动阵营发生新的分化，出现不同潮流。
[1]
以安萨里、阿萨福·阿里、萨提亚摩蒂、布拉巴伊·德赛等为首的新的司瓦拉吉党人，主张重新进入立法会议，参加定于1934年11月举行的中央立法会议选举。
他们认为，在政治处于低潮消沉时期，国大党不能够继续大规模运动，那么为了保证政治利益和人民斗志，利用选举和立法会议渠道很有必要，这并不等于相信通过宪法政治来获取自由，而是意味着开辟一条新的政治战线来帮助巩固国大党，有组织地扩大它的影响，帮助人民为下阶段的大规模斗争做好准备。
左翼人士不赞同国大党重新进入立法会议，而是主张继续或重新采取非宪法的群众运动路线。
他们认为，虽然文明不服从运动停止了，但是客观的革命形势和群众的革命情绪仍然保持着，国大党不应退却，而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发动群众，准备新的斗争。
但左翼领袖贾·尼赫鲁尚在狱中，1935年才获释。
另一领导人苏·鲍斯也在狱中，后因病被提前释放，赴欧洲治病。
左翼的主张未能集中反映出来。
面对右翼和左翼在民族运动路线上的分歧，甘地出面打破和化解了这种困境。
他根据20世纪20年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低潮时期取得的经验，同意司瓦拉吉党人重新进入立法会议的主张。
他甚至为他们辩护，认为议会斗争固然不能带来自由，但国大党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进行非暴力抵抗或没有投身于建设纲领工作中去的大部分人不能无所事事。
只要不限于合法主义泥淖，他们在低潮时期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发挥在议会工作上对民族事业有益无损。
结果，在甘地的指导下，1934年5月在巴特那举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同意国大党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并成立议会局，着手从事准备工作。
10月，国大党孟买年会批准了这个决议。
甘地在回应对此决议持批评态度的左翼人士时说，他希望大部分人不会因为立法会议的工作而受到影响，司瓦拉吉绝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而只能靠民众意识的全面觉醒来实现。
与此同时，甘地对尼赫鲁和左派人士担保说，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但这并非意味着采取一种漂流不定的政策，或在政治机会主义者面前低头，或对帝国主义妥协。
文明不服从运动停止了，但战斗仍在继续。
他说，新政策建立在一个中心思想之上，即用和平行动加强和巩固人民力量。
此外，他在1934年8月告诉尼赫鲁，他认为他有掌握时代脉搏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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