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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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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周年诞辰纪念浅谈体会
蒙先生已逝世26年了,他在学术上精湛的造诣,品德上的高尚超脱,使人印象深刻,历久不忘,他迄今仍活在我们的心中。
去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蒙文通学记》一书,除载先生《治学杂语》和《诗曲遗草》外,其余十多篇文章,对于蒙先生的治学成绩和为人风范,莫不深致景仰,足供参证。
蒙先生资性聪颖,自幼学习勤奋,兼获家庭良好教养,因此顺利成长,及早崭露头角。
他的伯父公甫先生服务桑梓教育事业,颇著时望,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把他带到成都,旋就读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校长刘士志声誉颇高,授课多属名师,教学质量优良,同学英俊,人才济济,后来成材,各有建树。
蒙先生在良好学风的熏育之下,进步迅速,为献身学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清宣统三年),蒙先生升学成都存古学堂(次年改名四川国学院),有志于所谓“国故之学”
,对研究经学很感兴趣。
当时讲授经学最有高名的三位老师是:井研廖季平、仪征刘师培、名山吴之英。
他们讲经的路数、论点全不相同:廖师主今文,刘师主古文,吴师则会通今古,持折中立场。
清代学者治经学,大都尊汉抑宋,称为朴学,从事经学研究的都先从小学即古文字学入手,把精熟许慎《说文》视为当务之急;蒙先生也正是遵循这条路子的。
存留下来的一份国学院经学课卷,是1913年刘师培出的试题:“大徐(铉)本会意之字,段(玉裁)本据他本改为形声,试条考其得失。”
蒙先生的这本答卷,工整楷书三千多字,卷首有刘师亲书的嘉赏批语,给了98分。
这本课卷反映出:蒙先生有志于经学,也正在大踏步走着朴学家的老路。
但廖师别有见地,颇不以为然。
他斥骂说:“郝(懿行)、邵(懿辰)、桂(馥)、王(念孙、引之父子)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可用也。”
三位老师都有学问而主见不同,叫一个青年学生究竟该听信谁的话呢?蒙先生曾谈过他当时的处境:“(三师)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几经岁年,口诵心唯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
但是,蒙先生在一段较长时间的困惑苦恼中,并非白白受罪,而是取得了代价,那就是在时疑时信回环往复的思想斗争中,经受着锻炼,迫使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答、合理的结论。
这样一来,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同时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这对蒙先生的治学成就,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蒙先生对廖师的经学成就,衷心佩服,但绝不盲从,自申己见,无所曲护,廖师亦肯定他的创造性成果,不以为忤。
廖师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以“空言垂教”
,其价值端在“微言大义”
;历史所记述乃是已往之“陈迹”
,无关宏旨;因此主张严经、史之分,实质是尊经而薄史。
他认为:经学体现哲学理论,是治世安民的原则;而章学诚(实斋)、龚自珍(定庵)之流,以经为史,有如泾渭不辨,会大大贬损经学的价值,斥为最是荒谬。
蒙先生没有接受上述见解,他把治经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学,使经史贯通,相得益彰,既充实了史学,大大提高其质量,同时也更加发挥了经学的作用。
后来蒙先生从事教学工作,讲的多是史学,40岁以后,全副精力更倾注在史学方面,而成就也非常显著。
他引经入史的第一部专著是在1927年撰成的《古史甄微》。
他从周、汉故记中进行考索,逐渐明白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乃拼凑而成,时间也晚出。
他举几种较为可信的书来作论证:《孟子》以上只言三王,自荀卿而后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
表示出来的事实是:谈得越晚的反跃居在前面,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要讲古史,必须先有一番清理核查的工作。
蒙先生对古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注重证据,当信则信,当疑则疑,既不迷信旧说,一味崇古,也不赞成虚无主义,全盘推倒,所以同风靡当时的疑古派也实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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