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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所谓“金匮之诏”
的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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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杜太后于其临终之顷，命赵普写下遗嘱，藏之宫中，这就是所谓“金匮之诏”
的故事。
这件事情，载于正史，见于传说，莫不以为的的可凭；但我将此事彻底地考究一番之后，觉得它实在有使人难于置信的地方。
“金匮之诏”
事之见于记载，以李焘所称的《新录》及《正史》[34]二书为最早，属于官方的材料，惟其书今已不存；其次则有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最有力量的一种传说；再到李焘的《长编》，则利用以上材料及《太宗实录》，大加删修，消除了史实本身的矛盾，虽整齐归一，最为圆备，然而却大大改变了原始史料的面容。
至于成书略早于《长编》的《东都事略》及元代修成的《宋史》，他们记载此事似皆以《三朝国史》为最基本的蓝本，惟其间亦有添改的痕迹，已不全是《国史》的原态。
现取《涑水记闻》与《长编》两书所载之文，比照其异同之点如下：
李焘《长编》记述此事后，下附《考异》，对其拣择材料，有所说明，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旧录》根本未载此事；《正史》及《新录》载有此事，但称太宗亦同受顾命。
他认为“太宗入受顾命”
与后来赵普上章自诉之事，显有抵触，因此遂以“《正史》《新录》容有润色”
为辞，而于太宗入受顾命一事，加以排斥。
《涑水记闻》未言太宗入受顾命，他表示赞从；但《记闻》的传位二弟说，他又明白给予否定的意见。
这样一来，自然解救了原始史实的矛盾，修饰得圆润无漏，然而史实的真相，是否如焘所想，倒大有商量的余地。
因为李焘先确定了一个前提，以为赵普口中道出的“金匮之诏”
一事，绝对真实可信；及见别方面所传与此不合，便随便断定为失实非正。
李焘在此种任情去取的态度之下，拼凑成功了他的《长编》所载的情形。
他在表面上固然齐一了分歧，把有疑化为无疑；但他用以齐一分歧的根据既然异常薄弱，则其自视以为无疑者，我们仍然觉得有疑尚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
李焘同前人之相信“金匮之诏”
，其根据完全建立在赵普的自诉上。
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没有赵普的自诉，宋代史上恐怕便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以此，所谓“金匮之诏”
的有无，实系乎赵普自诉之言的真实与否。
我就当时情形考之，对于赵普的自诉，还觉得有可疑的地方。
第一，杜太后临终之际，揆以情理，太宗在侧，至为可能，况《正史》《新录》又有明白记载，不应以“容有润色”
四字，轻轻抹掉。
太宗既尝在侧送终，那末，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
一事便难成立。
杜太后死时，太祖即位仅年余，平民之本色尚在，兄弟相爱，母子情深。
太宗身在开封府，居处辇毂，晤聚极易，当兹大事，岂有独召赵普，而遗其爱子之理？况《新录》《正史》，成于宋初，顾命大事，记述不容疏忽，故太宗当时在侧，似极可信。
然而史官为了容纳赵普所供的事实，虚说与真实相杂，便不知不觉露出马脚。
李焘《考异》说：“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书乃释然；若同于床前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
二事不可兼得，如果提不出《正史》《新录》记载虚伪的证据，则对于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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