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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形成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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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赵宋开国后又进入了一个活跃的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自耕农民数目的相对增多，一般农民减轻了一些束缚，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因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高。
同时赵宋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推进，也采取过一些有利的措施，如像栽种桑柘，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广置仓储，设官劝农，指导耕作，严禁宰杀耕牛，对农民分发踏犁等。
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
由于交换经济逐渐兴起，北宋社会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事实：货币使用量大大增加，并初次有了以“交子”
为名的纸币的流通；都市较前繁荣，镇、市和乡村中的定期集市也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兴盛，在技术和产量方面都远较前代发达，以取得工资为生的雇佣工人也大批出现；而工商业行会的组织也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与巩固。
但赵宋封建王朝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他们强化了统治，紧握大权，加强控制，以防割据势力的出现。
对其所御用的官僚也不付与充足的行政权力；而只是在经济方面加以放任，听其剥削人民。
北宋的立国政策是依靠地主阶级作为支柱的[1]，其豪强公开兼并土地之风也越刮越盛。
太宗赵光义末年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宋朝政府便下令把荒废的田庐，让能加倍缴纳租税者占有，“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
[2]。
李若谷知寿州时，豪右多占芍陂，俱属上等良田[3]。
王嗣宗知永兴军，所部兼并之家共60多族，而以真宗赵恒尊礼的隐士种放为首[4]。
仁宗赵祯时，王蒙正倚章献太后势，在嘉州广占良田，政府且下令免除其租赋[5]。
郑戬知杭州，溉民田数千亩的钱塘湖由于年久失修，葑土湮塞，尽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日益浅狭[6]。
越州鉴湖，能茫茫灌田八千顷，亦多为豪强所侵占[7]。
这不过是千千万万土地兼并事实中的少数例子而已。
乾兴元年有人上封事说：“自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然而民间无积蓄，仓廪未陈腐，稍或饥欠，立致流移，盖差役赋敛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
[8]我们从户口和垦田的数字上看，北宋土地集中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天禧五年（1021年）客户（基本上就是佃农）已经发展到占全国总户数的30%[9]，仅过了27年，客户数便又急遽上升到36%[10]；据当时人的估计，仁宗中期以后的客户更是可能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11]。
客户比例数字的增大，说明农民阶级失掉耕地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了。
又治平三年（1066年）的垦田数字才440万顷，与隋唐两代盛时相比较，仅及它们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12]。
据为《治平会计录》作序的人解释：上面的垦田数字，只是政府账册上的纳税田亩，并说隐漏无税田亩要占十分之七[13]；这些田亩掌握在极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强人户手里，他们不负担赋役，全部赋役都落在只有很少或根本无地的农民身上。
这就会把农民排除于土地之外，迫使他们脱离生产，成为无衣无食的饥民。
仁宗初年，政府中有人主张实行限田来制止这兼并恶潮，但由于官僚豪强的阻力，根本无法实现。
统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人民被迫纷纷逃亡。
我们从下面记载中就可以明白北宋前期一般农民的生活实际：
至道元年（995年），“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二月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
[14]
至道二年，“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
……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薄，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益。
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补，生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绝意归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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