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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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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中山致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主要有三说，即六七月间、7月24日和7月底8月初。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持第一说，其底本为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订，1912），编者注称：底本说明此件写于香港舟中（7月中旬），而《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文原本则谓在此之前，因而酌定。
[1]后一书名即前引平山周书日文原本的标题，该书1911年11月出版于东京，平山周并未明确指出孙中山上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只是说“孙于舟中仍不忘此事”
，致函港督。
参照上下文，平山周至少这时认为上书卜力是1900年7月18日李鸿章北上过港之前所为。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根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名山出版公司，1944）的底本，将此事置于1900年6月间进行叙述，认为是何启按照卜力的授意，与陈少白密商，要兴中会领导人联名向卜力上书，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予以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
孙中山在横滨得到电告，即复电表示同意。
于是，陈少白约集在港兴中会领导人草拟上书，交由何启、谢缵泰译成英文，由孙中山等人具名后递交卜力。
其时间过程的判断描述，显然是综合了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记载。
此说将平治章程的提出和孙、李合谋广东独立事联为一体，认为李鸿章最终北上及英国政府表示反对，标志着合作活动的中止，从而使得上书之举变得毫无意义。
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看法与此大体相同。
7月24日说曾一度被学人普遍接受。
台湾编辑出版的《国父年谱》《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大陆编辑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均持是说。
不过，台湾各书声称依据《国父全集》第1册，而《国父全集》仅记为庚子年，没有具体日期。
《孙中山年谱》于是条页下注称引自《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2～56页，细读后书，亦未标明日期，所注当指内容，时间或者仍然依据《国父年谱》。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编辑《国父年谱》时，不知根据何种资料定出7月24日这一确切日期。
对此《国父年谱》未加说明。
在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情况下，可以从上书的内容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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