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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载录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明朝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所以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没有给予十分的重视,因而载录史料就挂一漏万,相当粗疏且零乱。
同时,实录的编撰者,往往借机党同伐异,甚至颠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实。
明朝实录“不实”
的问题,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评。
就杨镐相关的史事来说,尽管丁应泰弹劾杨镐,但是朝鲜国王、总督邢瑜、监军御史陈效以及明朝诸多将领,纷纷上疏为杨镐辩白,但是《神宗实录》只是详载丁应泰之疏文,其他疏文一概略之,这样选择史料,就不是一种公正平实的态度,而是有很大的偏见。
故而,《神宗实录》就将蔚山之战定为败仗,由此也就奠定了以后史书的基调。
因为编完《实录》以后,其他史料很难得以完整保存,后人无法获得全面的资料,历史的面目也将扭曲。
相比其他史料而言,《实录》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后来史书依从的范本,以后的史书,无论是《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还是《明史》《明通鉴》,基本上就是因袭《明神宗实录》的说法,对其进行或多或少的修补,甚至是全文抄袭。
于是不仅否定杨镐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功,进而否定整个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的功绩,将战争的胜利归结于丰臣秀吉之死。
因为史料的错误,最终否定整个战争中明军的功绩,实在是极其荒谬的。
此次战争,对于朝鲜王朝来说就完全不一样,因而他们的记录十分详尽。
他们将这次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是关涉朝鲜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当然十分重视。
而朝鲜王朝又是明朝的藩国,与明朝往来,是朝中最为重要的大事,原本就十分关注与明朝的关系。
更何况,丁酉战争,就发生在朝鲜半岛上,发生在其王朝的本土内,因而对于明朝将领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予十分细致的载录。
明朝将领的战功直接关涉朝鲜半岛是否能够光复,王朝是否能够早日安宁,因而《朝鲜实录》中关于杨镐的记载就十分详尽,不仅是其行动、语言,甚至衣着都有细致的载录。
可以说,《朝鲜宣祖实录》以及相关文集,对于杨镐的记载不仅细致、系统、详尽,而且要更为客观正确。
第二,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与明朝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也与日本政局的变化关系紧密,因而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战场上事情的真相,必须联系国内政坛的变化。
如平壤大捷,李如松明明有大功,却处处受到弹劾诬告,其根本原因乃是朝中党争的结果,主和与主战、南人与北人、文人与武将、南兵与北兵,各种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只有细细把握其中的奥秘,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
这是研究这场战争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因为李如松的悲剧,随后几乎发生在每一位明朝将领身上,甚至朝鲜国王也难以置身事外,几度辩诬。
第三,要重视周边各国的史料的关联性及史料作者的动机。
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来说,朝鲜史料尤其重要。
每一条材料的写作者,皆有其背后的动机。
与明史料批评李如松不同,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朝鲜处处在维护李如松,为他求情说好话,这本身就说明其材料是可信的。
对于中朝史料之比勘,也并不是说,一旦发现记载不同,朝鲜方面的史料就一定正确。
如果是与朝鲜相关的史实,大多是朝鲜方面的记载既详细,也更接近真实;如果是中国王朝的内政,那就不一定了,反而是朝鲜方面道听途说的为多。
明清两朝,朝鲜经常派使臣前往北京,每次使行,使臣们都要向国王上报状启,报告沿途所见所闻;回国以后,也要向国王汇报。
这种汇报与状启中,当然有不少的真实情况,但也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甚至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此,就需要用明清方面的史料来加以比勘,以剔除其谬误,还其真相。
因此,当我们“从周边看中国”
41的同时,也有一个“从中国看周边”
的视角,哪一种都不绝对,哪一种都有局限,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此才能够用多重史料、从多重视角,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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