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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证汉语方言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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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带来了一些新议题。
其中,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它要求人们在方言和“语言”
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这未必合理,更不容易:单从语言特征讲,二者之间是一过渡地带,而不是一条明确界线。
第二,尽管现代语言学提供的解释框架常被视为是普世性的,但这一来自西方经验的理论架构,无法完好地消化中国语言的特殊现象。
第三,语言学的发展本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中国学者更是面临双重紧张:既要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的“科学化”
,又要效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前者来自一个普遍性的冲动,后者受制于明确的地方性意图。
所有这些因素相加,使得对下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尤显必要:各地汉语的歧异性有多大?它们到底是汉语“方言”
,还是不同“语言”
?一句话,我们怎样确定汉语的疆域?
传教士是研究中国现代方言的先驱[41],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初,由基督教教会方面出版的《中华归主》一书批评了两个流行观点:一个是汉语方言的差异“无关紧要”
,另一个是“中国的方言就是一些不同类型的语言”
。
至于该书作者的意见,则是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取其中道:既承认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存在着明显歧异,又把它们都归入汉语方言之列。
[42]此书作者基本都是西人,此处批评的第二种看法也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今仍很流行。
[43]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态度就跟《中华归主》的编者相类,但也认为中国方言“相互悬殊,直如外国语之不同”
[44]。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大概不算是一个不得了的问题,但答案也远非不证自明。
乐嗣炳就发现:“习用了某一个地方底汉语方言底人,初次听见同一个汉语系统内别一个地方的方言,简直会不懂;并且有时候几乎误会这两方相差较远的方言,是两种不相同的语言。”
[45]高名凯也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分别并不大,“却是不同的语言”
;中国各地“语言大有差别”
,广东话与北平话、福州话与江苏话的差异不亚于西班牙语之于法语;“这样说起来,所谓中国语到底是什么,确是一个问题”
。
[46]
1974年左右,赵元任为李方桂写的一篇小传提到:“他在家里说的母语是国语(mandarin),但是周围的人都说广东话(ese)……所以从小他就能说两种语言(bilingual)。
我故意说‘两种语言’,因为广东话跟国语的差别就像荷兰话跟德国话,或者法国话跟西班牙话一样。”
[47]赵元任这篇文章是写给西人看的,不免“入乡随俗”
,用了“两种语言”
这样的说法,与他在其他地方的言论不同(详见下文),但他又特别声明,自己这是“故意说”
的,等于按了一回取消键,收回了这个用语。
实际上,乐嗣炳和高名凯也都认可各地方言都是汉语,但仍感到有对此详加讨论的必要,显然意识到了现代方言理论之中潜藏的政治压力。
在何仲英的笔下,方言的发展出于“离心力”
和“向心力”
较量的结果:“离心力比向心力强,所以罗马语分为无数语;向心力比离心力强,所以德语统于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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