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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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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方法的人，却最深入地参与了“应用性社会科学”
和“人类工程”
，这似乎颇为讽刺。
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广告、推销和公关部门。
基金会同样也能负担，但是掌管基金会的人员做起事情来，往往倾向于遵照实用取向的新典范，也就是说，从科层角度来看是适宜的新典范。
其结果是，这种风格就已经逐步体现在确定的机构核心中：（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广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开始进入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以后蔓延到学术生活，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
机构模式目前还在不断扩张，但上述这些依然是其坚强堡垒。
这些所费不赀的技术颇具形式主义，这倒使它们特别有助于为那些有能力并乐意掏钱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信息。
新的应用研究的焦点一般会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旨在针对实际的举措，也就是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举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
都说只有发现了“一般原则”
，社会科学才能提供“可靠的实践指导”
，但事实绝非如此。
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细节性事实和关系，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于此。
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自己的实质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改变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从事应用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会以“公众”
作为自己的受众。
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户，后者各自有其利益（is）和难局（perplexities）。
从公众转向客户，显然破坏了漠然超然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loofness）这一理念，该理念或许有赖于对缺乏焦点的模糊压力做出回应，所以更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is），而后者可能不经意间分散多处，因此难以操纵。
对于学院人士的职业生涯来说，任何“思想流派”
都是有意义的。
要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
，就是看它如何契合于特定的流派，因此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
只要还存在许多个或至少几个各持异见的“流派”
，这种要求就并不需要强加给任何人，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职业市场上就更是这样。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治学者和第一流的研究之间，除了他自己的个体局限，并没有多少别的阻碍。
但这样一种无所依附的人并没有能力去做规模相称的抽象经验研究，因为要想实施那类研究，必须有某个研究部门充分发展起来，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当说是相应的工作流程。
要践行抽象经验主义，就要求有一家研究机构，从学术角度上讲，还需要有大笔的资金支持。
随着研究成本的增长，随着研究团队的形成，随着研究风格本身变得耗资庞大，对于分工的企业化控制也就随之而来。
过去认为，大学就是一群职业同侪的圈子，他们各授其徒，各行其艺。
这种旧观念慢慢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即认为大学是一套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自包含一组精详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纳一群知识技术专家。
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就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地编撰程序步骤，以便人们学习掌握。
研究机构也很像是一种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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